新时期儿童小说对“文革”创伤型“问题儿童”的书写.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新时期儿童小说对“文革”创伤型“问题儿童”的书写 摘 要： “文革”历史不仅给儿童带来了精神、灵魂扭曲的创伤，而且一个错误时代的污浊的社会环境也对儿童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时期儿童小说对这类“问题儿童”的书写不仅仅是关注儿童主体的健康成长，也借助对“文革”历史的反思达到对历史偏执儿童文学观的反思。 关键词： 新时期 儿童小说 “文革” “问题儿童” “文革”的十年浩劫对儿童精神的摧残是无法估量的，因而，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率先把书写“伤痕”的对象指向了儿童。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小说的头条，它和卢新华的《伤痕》等作品共同写出了一代人在特殊时代的创伤，也开始了新时期文学“伤痕小说”的写作潮流。而在这一文学潮流的冲击下，儿童文学也进入了描写“伤痕”和“反思”中，控诉“文革”对儿童清纯心灵的严重扭曲和污染，十年浩劫的斗争哲学给儿童留下的心理创伤，这一阶段的“问题儿童”已然是渗入了病态因素的“扭曲型”形象。 一、灵魂扭曲 真正引起儿童文学新时期骚动的应该是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当时被称为“问题小说”，在儿童读者及家长、教师中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王泉根称这篇小说是“将儿童文学由描写‘伤痕’直接拉入了‘反思’”。①《谁是未来的中队长》通过被当时革命话语所异化的中队长和一个热心助人却未被“规训”的同学的对比，从而达到对时代人性扭曲的反思。小说中的张莎莎，是老师眼中乖巧、伶俐的学生，在同学眼中她是个动辄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同学，老师很喜欢她；而另一个学生李铁锚热情果敢，受到同学的拥护，却被老师视为“有点鲁莽”。到底应该选谁当中队长，小说用选举中队长这一事件展开。很显然，张莎莎乖巧、循规蹈矩，组织性、纪律性强，正是老师心目中理想的中队长角色，如同“谢惠敏式”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任。张莎莎同样延续了“红色接班人”的传统，具备听话、忠诚、有原则等优点。然而在王安忆笔下，张莎莎的优秀品质开始受到质疑。作者安排一个“我”作为叙述者，作为和张莎莎同龄人的“我”，用“我”在听爸爸讲述他们厂里“文革”时期靠“打报告”当上车间主任这个人的故事，从而引出对张莎莎“问题”的指认：“这个人像我们学校里的张莎莎，像死了，太像了！”张莎莎的“乖巧”正是被异化的体现，而李铁锚的“鲁莽”才是孩子本有的天性。小说中，作为成人、教育者的角色，“王老师”始终是隐约在叙述中的，作者安排了张莎莎每次去向老师打小报告这样隐含的角色存在，老师的态度和立场始终没有被正面回答，而是通过老师找“我”和季小苏谈话，以及张莎莎来打报告老师几次“皱皱眉头”这样的细节来表明对张莎莎某种程度上的质疑。小说结尾用“我”的疑问“究竟谁是我们未来的中队长”更加凸显了“反思”的姿态。小说巧妙地运用一直隐形存在的“问题”人物——爸爸厂里的车间主任这样一个显性的“文革”人物来映照张莎莎“爱打小报告”的“问题”，也以此来暗含“文革”对儿童的伤害。这篇小说的一大贡献，就是对“听话”的好孩子提出了质疑，王安忆对抗的，其实是整个革命叙事中的儿童成长伦理，这种质疑最直接的因素便是“文革”事件的发生。 同样因为“文革”而造成灵魂扭曲的精神内伤的“问题儿童”还有：黄蓓佳《阿兔》中不自觉当了“帮凶”、伤害同龄人人格尊严的“露姐”；汪黔初《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中以父母官职高低来组合小伙伴关系的“精通世故”的干部子女“杜大学”；刘岩的小说《被扭曲了的树秧》中被社会和家长的庸俗关系影响而自以为乖巧的“金莹莹”，等等。这些儿童都丧失了儿童本真的生命状态，本属于他们的纯真、朴实、可爱都荡然无存，相反，他们身上出现了成人社会庸俗哲学中的世故、老练、教条，而造成这一“问题”都归因于那个畸形的年代。 二、失足犯罪 少年的犯罪一直是社会和家庭痛心之处，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这一类群体的书写并不多，这与儿童文学长期以来坚守“正面教育”原则是分不开的。因而儿童小说创作大都以正面人物为主人公，对存在“问题”尤其是极具反面典型的失足儿童并没有广泛关注。尽管没有大量的作品涌现，但也有少数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其中又以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工读生”②题材小说为代表，如，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刘厚明的短篇小说《绿色钱包》、《黑箭》，等等。这些作品之所以出现在新时期伊始，思想根源上还是顺应当时“伤痕”“反思”的潮流。把工读生作为“问题儿童”进行剖析，作家们在作品中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归因指向，即“文革”的迫害。 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这类工读生题材小说的代表之作。小说创作在新时期初，描写的是“文革”后复办的工读学校错综复杂的生活情景。1985年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