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过失犯罪为突破口探讨民事案件在动态视域下的刑事和解范畴.docVIP

以过失犯罪为突破口探讨民事案件在动态视域下的刑事和解范畴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列入特别程序之中，并进一步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但文本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做法存在偏差，不少刑事和解案件实际上突破了有关法律限制，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商酌。本文主要围绕民间纠纷、案件类型、刑罚程度三个关键限制条件，对故意犯罪的刑事和解范围展开探讨，以期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完善、程序适用有所裨益。 关键词: 刑事和解; 民间纠纷; 案件类型; 刑罚程度 一、民间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没有对民间纠纷的概念做出进一步阐释，只有对比《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才可以大致厘清公安机关对于民间纠纷含义的基本规定。但这些规定毕竟只是公安机关的内部要求，不能和普通法律一样，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产生普遍的约束力。因此， 不仅仅是理论界对这个问题颇为关注，实务界也 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民间纠纷的合理内涵。 有学者认为，出于刑事法的保障作用，对民 间纠纷进行界定应坚持保守观点，一般而言， 刑事诉讼法文本中民间纠纷的外延应小于一般法律规范的规定 。仅将民间纠纷理解为发 生在熟人之间，如亲人、邻里、同事之间，而对于发 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案件，则一律排除刑事和解的 适用。但从论证过程上看，理由未免显得太过单 薄、苍白，因此结论的说服力也不够充分。 ( 一) 传统文化关照的再反思 刑事案件的和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在封建社会，刑事处罚的判处、执行都与宗族、乡里、行郊的调处密切相关，处于一种合作互补的状态 ，熟人之间进行刑事和解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在这种熟人社会里，人们因熟悉而获得信任，获得可靠性认可[3]226 ，主要通过人情来维持特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稳定。在封建社会体系下，宗族、家庭观念依然主导着地区内的纠纷解决，人们在面对矛盾时不得不顾忌人情和面子，把走司法程序视为争端处置的极端选择，从而将某些事件消化在刑事立案之前。 二、案件类型 ( 二) 现代社会影响的再审视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传统刑事和解制度根植 的社会环境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新中国成 立后，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各地 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村落的行政区划不断接近，合 作社逐渐在行使和管理乡村的职权，出现了政 社合一的倾向。此后，乡村经济、政治制度又经 过了一段时间的巩固与发展，行政村逐渐取代了 以往自然村的存在，而自然村的部分功能也被行 政村有选择地继承与改良。传统的熟人社会 也逐步过渡到了所谓的半熟人社会。在这个 时期，人们依然共享着共同的生活空间，甚至保留 着共同的姓氏，在传统节日里有着同样的风俗习 惯，他们彼此作为亲属、邻里生活、工作，只是那种熟人 社会的礼治秩序和长老政治早已解体。 出现矛盾纠纷时，由长辈调和、偏好无讼的旧 习渐渐消失。那些在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下，三 言两语化解隔阂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而通过司法 途径，积极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的做法成为常态。最终，所谓的熟人社会演变为一个顶着熟人 光环的陌生人社会。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们 为了实际的功利性，将伦理亲情之外的非亲属、一面之缘的朋友划入个人的熟人圈( 可以称为广义熟人关系) ② ，而不仅仅包含借由生活居住、工作业务等固定关系产生的邻里、同事。因 此，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语境下，民间纠纷 只能发生在亲属、邻里、同事( 可以称为狭义熟人关系) 之间的论述似乎是跳离了社会模式更迭与人际交往演变的基本态势，因循守旧，沉湎于 熟人间无讼和合的传统文化阴翳。 退一步讲，在狭义熟人关系中，也不一定就可 以如预期般顺利地达成刑事和解。亲属、邻里、同 事之间有时因日常的接触，摩擦积怨已深，发生特 定的刑事案件后，往往新仇旧怨层层叠加，纠 纷双方达成和解的难度便可想而知。笔者坚持以 全面、动态的观点审视民间纠纷这一概念，随 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赋予其新的内涵，即无论 是简单纠纷还是复杂纠纷，熟人社会的纠纷还 是陌生人社会的纠纷都应该并入民间纠纷 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超个人法益的刑事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争议是学界讨论的持续热点。总体上看，学界观点大致可分为两派: 一方认为对于侵犯超个人法益的刑事案件，完全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这些案件中，加害人如果出于自愿主动对被害人予以赔偿[5]310 ，也不应否认其积极意义; 另一方则认为，必须严格限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范围，对于侵犯超个人法益的刑事案件，因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 (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