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书画藏鉴溯往.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金石书画藏鉴溯往 打开文本图片集 “鉴定”一词在英文中写作“Authenticate”或“Identification”，有“证明某物是真实可信而非伪造的；识别，辨识；使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使生效”等含义。而事实上，就目下境内文玩鉴定界来看，鉴定不仅要“鉴真”，更须“辨伪”，因为瞒天过海的造假行为业已令人发指，远非一个简单的“乱”字可以形容。文物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所涉范围颇广，鉴定文物，不仅要靠眼力，还要凭良心。可在现实利益面前，眼力与良心往往显得羞愧而萎靡。“鉴定专家”这顶原本严肃的帽子，在名欲、利欲、色欲、食欲等暴力揉搓之下，沦为一个不无滑稽的概念。用魏征在《九成宫醴泉铭》中的话说，诚可谓“以人从欲，良足深尤”。 具体而言，文物鉴定属于文物学和博物馆学的范畴，是一项运用传统方法或现代科技手段分析辨识文物真伪、年代、质地、用途及价值的工作。考古出土的地下文物，通常是无伪可辨的，所需要的只是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时代判定。必要去伪存真的，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地上可移动文物（诸如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金器、银器、铁器、铅锡器、瓷器、珐琅器、漆器、竹木器、骨角牙器、书画、文献等），尤其在吾华全民收藏的热潮裹挟之下，缺乏清晰而严明的考核机制与监督体系的鉴定界，始终在“潜规则”的左右之下步履踉跄。一系列潜规则的强力作用，使得再怎么高明的辅助性鉴定工具，都只能俯首帖耳地为虎作伥。以金石书画行业为例，时下盛行的便携式视频数码显微镜，“拓微而著、视虱如轮”的功能异常强大，既可实时拍摄，又可对比存储，在一定倍率之下，举凡宣纸材质、墨痕浓淡、线条粗细、印鉴朱白及款识完缺等细节，莫不纤毫毕呈。然而在作祟者“授意”之下，这般利器也只有“信口雌黄”的份儿。 在当下文物鉴定界，以个体经验积累为主的传统方法，尽管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代科学技术鉴定方法的迅猛发展，业已成为不可阻遏的洪流。这就要求传统型鉴定家必须尽快刷新执业观念，多渠道地了解并掌握相关科学鉴定技术，断不可妄生抵触情绪。在我看来，具体施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展开文物鉴定，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掺杂了过多人情因素之后，使鉴定标尺遭受强力遮蔽才是乱象丛生的根本症结。关于这一点，启功先生深有感触：“今天辨别真伪的标准，也被古董商人搅乱了。从明清以来就有这种情况：真画儿换假跋，真跋配假画儿，哪个名气大，哪个大、哪个早、哪个值钱就写哪个。从来研究者也常陷入古董商人的这个标准。如评论是纸本还是绢本，质地颜色洁白还是昏黑，黑了就用漂白粉拼命冲洗，画儿的笔墨都不清楚了，底子可白了，那也要。因为‘纸白版新’。这是古董商的标准。常见著录的书上说‘这是上品’，但笔墨画法并不高明。为什么是上品？就因为‘纸白’，其实那是用化学药品冲洗白的。又如完整还是破碎、中国藏还是外国藏等，有许多人认为是外国藏的就好，其实这是令人很痛心的事。”[1] 关于金石书画的收藏与鉴定，著述杂陈，观点迭出，历来是热闹非凡的。特别是清季考据之风大盛，青铜器及碑帖，广受学界、藏界青睐，一时甚嚣尘上。在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看来，“道咸以后，彝器纷出，著书行世，无虑四五十家，真伪是非，互有短长”[2]。说到底，还是一个判断标准芜杂纷乱的问题。实际上，古器物上的铭文及纹饰经捶拓成拓本，复经精意装饰之后，便转化为书画作品的形态进入藏界。所以，古字画的考鉴问题值得特别讨论。 长期以来，鉴定书画的两种主要方法是目鉴和考证。前者强调视觉劳动的质量，通过对有款印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比勘分析，从而找出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交汇点；后者则注重全方位搜罗书画家传记、著录书籍、衣冠制度、建筑器物、相关诗文及历史知识等一系列资料，在实物与文献的碰撞之中，寻觅真伪辨析的穴位。拿水陆画来说，原本画中的罗汉像只有十六尊；到宋神宗时，有人增绘《法注记》的作者庆友和译者玄奘而成十八罗汉，这种在当时极为罕见的做法，却在朱明后期蔚成风潮，而十六罗汉反倒几成绝响。那么，一件款署宋初或赵宋之前的十八罗汉水陆画像，便可断定必伪无疑。 逊清学者钱泳在其《履园丛话·画学》中云：“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伪王右军，宋之米元章伪褚河南，不过以此游戏，未必以此射利也。国初苏州专诸巷有钦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伪书画。近来所传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源、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穰、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赵孟、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诸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谓之‘钦家款’。”[3] 钱氏这里谈到的，便是假画行当中著名的“苏州片”情形。苏州的专诸巷和桃花坞，是明清时期假画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