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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转国际法律规制中的基因产品贸易 安全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语境中，国家安全实质就是一种国际交往安全。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国家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国家安全，究竟是一个法律概念还是政治概念存在着众多的争议①，但在实践中，相比较以政治军事安全问题为核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重视具有跨国性、关联性特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安全的内涵和范畴也成为一个开放性的议题，往往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正是这种新型国家安全观的体现。而以投资贸易为先锋力量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安全问题在国际经贸领域显得尤为突出。转基因产品贸易中所产生的诸多法律争议，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分歧。从国家非传统安全保障的视角来分析转基因产品贸易的国际法律问题，无疑对理性应对贸易纠纷、完善国内立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理论能力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一、转基因产品贸易的争议焦点安全 作为现代生物遗传科学的产物，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产品(又称生物技术产品)已然成为一个法律概念②。从一种技术概念转变为法律概念，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产品已然成为法律规制的一种特殊对象。它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法律规范的专门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在转基因技术广泛应用的农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对于解决粮食短缺、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转基因技术的特殊性，使转基因产品在安全方面备受质疑。而技术的特殊性，又连带产生了法律的特殊性，从而使得转基因产品贸易问题结合了科技、法律、文化、经济利益、环境等诸多关联因素。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成员的国家， 往往将此类问题和国家的主权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对非传统国家安全的维护。 (一)安全争议根源于转基因产品的科学特殊性 相关数据表明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商业化应用的速度是惊人的。截至 2017 年，共有 67 个国家 / 地区应用了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的全球种植面积从 1996 年的 170 万公顷增加到 2017 年的1.898 亿公顷，增长了 112 倍①。与发展速度形成对比的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时间较短，其安全性缺乏时间的最终检验，即便在科学界也无法就其安全性达成共识。以科学主义者的观念来看，即使转基因产品具有安全隐患，也可以靠转基因技术本身的发展予以解决，所以转基因安全争议是一个不值得考量的问题。而社会学者会更为关注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产品对当前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利弊之间进行权衡。支持者或反对者，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服对方。特别是目前转基因技术作为一种高端技术，往往被少数国家的少数利益团体所掌握，他们与转基因产品的终端接受大众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信息鸿沟。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可以说是信息隔绝，导致二者之间的信任基础崩塌，也加剧了社会公众和技术落后国家对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怀疑。2002 年南部非洲拒绝接受美国援助的转基因食品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典型反映②。 (二)安全争议是基于转基因产品的法律特殊性 从目前已有的对转基因产品专门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来看，在国际法层面，多表现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义务主体的国际条约 ;在国内法层面，则多是以国家为管理主体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此可见，在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以它为连接，在转基因技术的拥有者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转基因产品终端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流通过程或技术实现过程，并在其中各个环节担任着信息沟通、权利配置的重要任务。换言之，转基因产品由于其科学特殊性所导致的信息鸿沟，需要国家在整个转基因产品的流通环节予以最大可能的填补。转基因产品之所以能够流通，也是以转基因技术终端双方对作为中间桥梁的国家必要信任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国家不能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个信息沟通任务，其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会影响到某个层面的国家安全。 转基因产品的法律特殊性，通常投射反映为国家在转基因产品国际流通环节中的不同法律地位。在国内法律层面，国家是转基因产品贸易法律关系的监管者，负有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保证正常流通秩序、制定法律规则、合理配置市场主体权益、保障国民健康安全、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宏观职责; 在国际法律层面，国家是国际经济、社会、文化交往关系的直接参与者，承担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保护本国国民、维持国际和平发展秩序的义务。与私法主体所拥有的单纯权利义务相比，国家在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环节中，需要随时变换角色，以应对不同的法律问题。 二、转基因食品贸易国际法规制的共同法理：非传统国家安全 基于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产品商业化所带来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