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学基础理论 监狱学基础理论 第六章 罪犯的人格问题.docVIP

第六章 罪犯的人格问题 本章概要 本章从近代刑罚史上“罪犯人格问题”的由来入手，结合“人格”现象的一般认识，提出了关于“罪犯人格”的基本定义。然后，对“罪犯人格假设”的具体涵义、历史成因以及若干典型的罪犯人格假设类型进行了解释和分析。最后，以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为例，阐述了“罪犯人格异化”即“人格监狱化”的罪犯服刑人格现象及其形成的一般机理。 关键词 罪犯人格 罪犯人格假设 罪犯人格异化 第一节 罪犯人格的含义 一、罪犯人格问题的由来 什么是罪犯人格？罪犯是否具有人格？具有怎样的人格？在现代刑罚史上，这是一些时隐时现、见仁见智的问题。下图呈现的是英国彭顿维尔监狱“罪犯放风”的行刑场面（参见插图1）。 （插图1：英国彭顿维尔监狱的每个囚犯在放风时均需戴上特制面具） 在这个罪犯放风的场面中，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罪犯都被迫戴上了一个“面具”。由于脸罩面具，彼此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或者说，罪犯互相看到的只是相同的“面具”；而在看守的眼里，虽然看到了“每个罪犯”，其实看到的也只是“同一个罪犯”。由于“面具”的效应使得“罪犯就是罪犯”，即“面具”表示罪犯在行刑的规范和处遇面前没有差别。因此，可以说在这种人为设定的监狱人际关系中，罪犯的“人格”等于“面具”，“面具”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或想要表现什么可以不加理会（除非配戴面具的罪犯试图做出不服或反抗“面具”规范的个性化行为，然而，表现此种“个性化行为”必致严厉制裁，其结果是重新服从“面具”规则）。 始建于1842年的彭顿维尔监狱位于英国伦敦附近。该监狱严格采取独居、隔离、沉默的行刑制度。这一制度安排的理论来源是贝卡利亚等人所倡导的古典刑事正义报应思想。该思想主张罪刑法定、罪刑对等、罪刑均衡，反对法外特权。故不认为“面具”所遮蔽的罪犯个性特征具有法律上的一般意义。换言之，古典报应刑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只关注、或者说只承认罪犯人格的法律规范意义，并非不知罪犯具有个性差异，而是认为必须坚持“刑罚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当也无能力将罪犯的个性差异纳入严格而明确的法律惩罚关系。虽然，19世纪中叶的彭顿维尔监狱也组织一些触及罪犯个体精神的活动，比如，接受牧师的布道教诲（参见插图2）。 （插图2：英国彭顿维尔监狱的每个囚犯平等地坐在彼此隔离的特制座位里接受教诲） 但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这个监狱教堂的座位设计别出心裁：罪犯拥有同样大小的座位，必须保持彼此的隔离、沉默。由此可见，旨在引导罪犯精神生活的布道活动只是单方面的集体灌输，并不存在个体处遇上的区别对待，也就是无视罪犯的人格存在精神方面的个性差异。但是，稍后兴起的“预防刑”理论，却对古典“报应刑”的刑事思想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预防刑”理论认为，应当深入探究犯罪原因以便预防其再犯，并主张执行刑罚不应“消极”针对犯罪行为，更应“积极”关注犯罪人。“预防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斯特曾说“应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者”、“刑法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报应，而是以预防再犯和保卫社会为目的”。 转引自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第333页、335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依此逻辑，当刑罚的主要目的和方法不再是解决正义报应问题，而是旨在解决预防犯罪问题时，则消除“人的犯罪可能性”必然成为刑罚关注的重心和焦点。换言之，如果刑罚一旦将“罪刑关系”不是建立在以报应犯罪为目的以及刑罚的效果不是基于罪犯个体可测度并在彼此之间可比较的报应行为，即“行刑的一般化”之上，而是建立在以预防犯罪为目的以及强调个体差异性的“行刑个别化”之上，那么，“什么是罪犯人格？”必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但是，罪犯人格现象极其复杂，罪犯个体不仅罪由、刑期、性别、年龄、体貌、籍贯、出身、家庭等的统计特征不同，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欲望、意志、思想、感情、兴趣、偏好、言语、行动等个性 转引自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第333页、335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二、罪犯人格的定义 什么是罪犯人格？人格问题极其复杂，对于人格现象的组成部分——罪犯人格现象的认识，需要从认识一般人格开始。什么是人格？从经验可知，人是那么的相同，比如都要吃喝拉撒、都将生老病死，都有悲欢离合，都会趋利避害等；但又是那么的不同，比如有人胆小怕事，有人胆大妄为；有人背信弃义，有人诚实守信；有人自甘沉沦，有人志存高远等。可以说，“人”是有“格”的，人是一种人格性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人格”这个词在中西文化语境中含义具有较大差别。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更多强调的是它的伦理方面，即在伦理关系中的表现及其评价。比如，中国人爱说某人人格高尚或人格卑鄙等等，而较少指涉法律或心理特征。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从词源考察可知“人格”最初与“面具”同义 英语“person”一词皆有“人、人格、面具”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