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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刑事政策背景下速裁程序构建之思考 摘要：在轻罪刑事政策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承载着刑事诉讼从两造对抗到全面合意、从调查裁量到审核确认、从实体从宽到全面从宽等价值走向。然而，现行的速裁程序在实践运行中，与传统刑事诉讼理念、模式、机制、司法惯性等不匹配、不衔接，导致出现合意不充分、程序边界模糊、诉讼效率不彰、从宽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为此，可以从推进实质性协商、精准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强化程序从宽等方面，探索完善与轻罪刑事案件相匹配的速裁程序。 关键词：轻罪案件;速裁程序;刑事诉讼;刑事政策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005-012 刑事速裁程序从20XX年启动试点到20XX年被刑事诉讼法确认，从程序维度看是我国推动刑事诉讼程序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的一次成功实践，初步构建起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普通、简易、速裁程序逐级递减、相互衔接的繁简分流程序体系。结合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和全球轻缓化刑事政策趋势来看，这是对我国近年来刑法立法迈向轻罪构建之路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对晚近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和几个刑法修正案（1）不断扩大轻罪犯罪圈产生刚性需求的必然回应。伴随我国刑法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的现代化进程（2），刑事诉讼程序同步面临从“简单分流”走向“繁简细分”的结构优化进程。然而，作为轻罪案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程序载体[1]，刑事速裁程序从局部试点走向全面推行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与原有刑事诉讼理念、体系、制度、配套设施和实践惯性抵牾矛盾之处，亟待系统性的梳理和论证，以期构建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繁简分流、恢复性司法、协商性司法等理念的轻罪程序体系。 一、刑事速裁程序演进的三个价值取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若干程序特征都显然区别于对抗制诉讼，其中，尤以刑事速裁程序最能彰显独特的轻罪程序品格。从我国刑事诉讼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将速裁程序的独特价值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合意型司法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从1979年刑诉法立法到20XX年修法完善，就是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础上不断借鉴、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因素的过程。[2]伴随着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恢复性司法等理念在我国落地生根，传统由国家公权力单方主导诉讼的强职权主义诉讼结构逐渐走向强调控辩对抗的混合式诉讼模式。然而，在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时期，对抗性司法的高额成本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寻求控辩对话和合作的现实需求愈发强烈。我国刑事法律的渐进调整过程也反映了这一取向，从实体法层面看，从1979年刑法规定自首、立功制度，到1997年刑法细化认定情形和条件，再到20XX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坦白”从宽的规定，体现了鼓励被追诉人积极配合、参与司法运行的导向。从程序法层面看更是如此，如20XX年出台关于“普通程序简化审”“简易程序”的两个规定首次把被告人认罪作为程序适用前提，并明确了征求辩方意见作为简易程序适用条件之一，20XX年刑诉法进一步增设更注重当事人之间合意的刑事和解程序，20XX年刑诉法正式确立以控辩合意为核心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括对定罪的单向合意，以及对量刑、程序适用的双向合意。同时，构建起以合意程度匹配诉讼程序的程序适用模式。 20XX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三部”《指导意见》）中规定，认罪认罚的“认罪”仅要求被追诉人承认主要犯罪事实，其仍可对个别事实情节保留异议，或者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的认定。也就是说，认罪认罚案件允许被追诉人对于指控事实、定性的认可程度有所区别。相对应的是，不同程度的控辩合意，应适用简化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如控辩双方对个别事实情节或法律适用有异议，则应适用简易程序，仍需就该异议部分进行法庭调查、质证、辩论。而速裁程序作为最简化、效率的轻罪程序载体，其证据确实、充分的适用前提，以及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程序设计，要求控辩双方形成全面合意。而简易程序明显合意程度较速裁程序低。因此，全面合意是速裁程序承载的重要价值特征，否则程序梯度不显。 （二）确认型司法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吸收了不少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如1996年刑诉法对庭审方式进行了改革，即法官由“坐堂问案”改变为“坐堂听案”，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又如我国律师辩护在介入阶段、权利配套、执业队伍等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正逐步走向全流程辩护、专业辩护、有效辩护。[3]此外，近年来着力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作证、庭前会议等诉讼制度，都在朝着构筑对抗式庭审和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