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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世界在它的码头” 霍俊明 近年来在读诗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看重的是一个诗人的精神生活和智性能力，我也坚信“诗”和“人”是不可二分的。一年春天，在宁波机场嘈杂的候机大厅我和金黄的老虎（黄洪光）在一起谈诗，竟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小时。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总是会被提及：什么才算是好诗人呢？近日读到《文学港》上的一些诗作时我也愈加感觉到无论诗人的风格和写作路向如何不同，他们都必须通过诗歌这一特殊的精神共时体结构来打通时空的限囿，打通个人与现实乃至整个世界万有的通道。甚至如果我们对诗人的要求再提高一些的话，真正的诗人应该是具有“同时代性”和“超越性”的。 读到金黄的老虎的近作，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有些诗作已然具备精神的重要性了。《罂脰湖的下午》这首诗已经不再是时间的碎片和鸡毛蒜皮式的日常体验——与之相反的则是一些诗人对日常的故弄玄虚，而是提升为共时性的深度精神观照，个人经验和普通情感通过时间性的场景而融汇在一起。由此，这个“下午”就不再只是物理时间和个体感知，而是能够属于每一个生命体。“一个寂寥的下午”“又一个寂寥的下午”以及“罂脰湖幻出过很多下午”接通了重要的精神时刻，因而日常的细节和场景也获得了精神重力，物理的日常时间转化为精神的时刻，“那下午的特别样子/即使堤埂不见了/即使水面不见了/到来的人/仍然能够在这个地域/任何树木的青枝绿叶间/甚至草苗上/把它轻易地触碰到”。在金黄的老虎这里，诗人的“原型”以及写作“元诗”的冲动总会在不经意间到来，“时光迁变中/我们是那虔诚的信徒/走过漆黑一团的晚风阵阵的庭院/以手呵护着烛火”（《我们写下诗》）。这近乎是一个守夜人的老式形象，但是他仍然重新激活了诗人应该具备的精神能力。 “精神的世界在它的码头”，金黄的老虎的这句诗一再延宕着我的阅读时间。“精神的世界”和“码头”所形成的迷津或路途也正印证了诗人的精神词源，与此同时这也是诗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观照和理解方式。 很多诗人往往只是能够完成“可感知的且可言说”的部分——“这些之外可能还有我感知到却无法言说的部分”（金黄的老虎《樟树劫》），但是更重要的也是对诗人挑战难度最大的则是“可感知的却无法言说”以及“不可感知而永远无法说出”的部分，显然只有近乎伟大的诗人才能够完成对此的言说。 无论是熟悉之地还是荒僻之地，二者皆可以成就具有重要性的诗作，而二者也几乎同时需要一个写作者具备深入的发现能力和重构能力。张凡修近期的组诗《脚本》就呈现了对日常之物和细节的深度观照，显然这些细节和物象对应于一个诗人的观察角度和感受方式，甚至其中还不乏日常戏剧化和精神小寓言的趋向，比如像《脚本》《孤绝》这样的诗，“越是接近，越接近八竿子划拉不着的/事物，越漫不经心/起来。我以我/所能的方式。这些年我被八竿子划拉不着的事物/牵扯。我以我/耽于虚无的盲目，我一直渴望接近/我比冬天更懂得怎样利用/万物匿迹的空间/——梢头孤绝。我手中的竹竿，伸了又伸”（《孤绝》）作为同乡，我对“八竿子划拉不着”这样的方言深为会心，此刻的张凡修更像是我的邻居在日常里说话，但是又与日常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和戏剧化冲动。张凡修的这些诗作还格外地浸染上了诗人特有的精神氛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压缩、收紧的诗行恰恰与诗人的经验、智性和想象力之间形成了张力。在张凡修的诗中除了想象能力之外，其中经验（阅世）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一些诗人而言，这一写作还是精神重力的结果。无论是对生活进行近距离的超级细描还是远距离的整体把握，那些灰淡的甚至幽暗的部分总是会引发诗人的格外注意，比如徐必常的“橘在秋天的时候，微风是多余的/绵绵的秋雨与雾同谋/它们从山岳那边过来，到山丘这边去/我眨了眨眼睛，相让眼皮像一把铡刀/把时光拦腰铡断//有甜从橘汁的伤口上溢出/有盐撒在雾中”（《我眨了眨眼睛》）。 诗人与日常生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而是转化、提升甚至变形的精神化过程，比如北乔的组诗《现实与梦的密谋》就深入展示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精神内里结构，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正是通过诗人对日常物象的精神还原和生命感受而揭示出来的，“走进密林深处/阳光成为最难以解读的秘密/与腐叶为伴的枯枝，可以让我/看到许多逝去的亲人/充满生命力的树木，如果/没有尸横遍野似的枯枝/就像没有过去的人生”（《枯枝论道》）。说到此，我想到了胡亮和他的组诗《片羽》。显然，胡亮属于被评论耽误的“诗人”。多年前的一个深夜，在成都的白夜酒吧我和胡亮深谈，那时我就认定他必然是一个诗人——只是在近几年胡亮才慢慢拉开自己的诗歌抽屉以示人，比如他对诗歌独特的解读能力和深入剖析能力，尤其是他那些面貌特异的批评文字更是凸显了特有的癖性。胡亮的诗在形制上自律性极强，几乎都是六七行左右的精短诗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