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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公司经营特点初探 在中国电影史上，“明星”、“天一”、“联华”三大公司一度形成三足鼎立的盛况。出版于1934年的《中国电影年鉴》，曾同时发表《明星公司十二年经历史》《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联华公司四年经历史》三篇特稿，每一篇的结尾均对本公司的未来有所展望。不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明星公司与联华公司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惟有天一公司及时南迁躲过一劫，此后虽屡经变制，但邵氏余脉未断，成为中国早期影坛迄今硕果仅存的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公司。现在若接着《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续写的话，屈指数来，题目可以拟为《邵氏公司七十八年经历史》了。 毋庸讳言，以往由于评价标准和研究视角过于单一，致使人们对天一公司的认识有欠深入，再加上某些见解陈陈相因，也妨碍了我们对这家公司的历史作更为全面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天一公司的出品亦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记得1983年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海内外举办规模空前的“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总共展映了44部影片，然而在这份蔚为大观的片目上，独缺天一公司的出品。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一公司的影片拷贝荡然无存。 目前，治中国电影史的学者早已突破陈规戒律的束缚，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去检讨历史，臧否人物。近如丁亚平编集《1897—20XX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将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的电影话语类型归纳为四种，即社会派电影(影戏论)、人文派电影(影像论)、浪漫派电影(梦幻论)、商业派电影(娱乐论)。但就商业派电影来说，丁君并未展开足够的论述，而只是笼统地提及“商业电影将追求经济目的作为立身之本”，“在现如今一个蓦然清晰的市场语境中，商业电影或电影商业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当年怎样?”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天一公司乃是中国商业电影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天一公司当年的经营之道值得作一番探究。 天一公司基本面 联华公司老板罗明佑在1941年曾写过一篇鲜为人知的奇文《中国电影与广东精神》。作为粤籍人士，他提出一种独到见解：“广东人与中国电影是分不开的；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支持中国影业的始终是粤人”。②为此，罗明佑在文章中如数家珍地报了一长串粤籍影人的名姓，遍及编导、演员、摄影、发行等部门，他将“广东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创业“打先锋”。其实，充当中国电影开路先锋的尚有人数更多的一个群体，即浙江宁波人。据有心人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共有100多位宁波籍影人为民族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中国电影史的诸多“第一”也出自宁波。当然，这个现象如果展开来谈，将构成另一个命题。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宁波人擅长经商，而天一公司创办人邵醉翁(1898—1979)正是一位有着商界履历的宁波人士。 邵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从影之前在金融界、商贸界摸爬滚打，先是与人合资办“中法振业银行”，同时在南北各地兼营30多家商号；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利，又向娱乐业谋求发展。1922年，邵醉翁与张石川、郑正秋等人集股经营“笑舞台”，主要业务是上演新剧(文明戏)。不到一年，张石川、郑正秋离开“笑舞台”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孤儿救祖记》一炮打响，从此奠定了明星公司在影坛的龙头地位。此事对邵醉翁触动很大，他认定这个新兴行业有利可图，遂决定改行拍电影，于1925年6月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开业后仅短短半年时间，邵醉翁便一鼓作气执导了三部影片，按出品顺序依次为：《立地成佛》(10月份)、《女侠李飞飞》(11月份)、《忠孝节义》(12月份)，制片速度可谓神速。这一“快速、多产”的特点，此后一直贯穿于天一公司的日常运作。当年有人去参观天一公司的片场，曾留下这样的印象：“干事员狂东狂西地搬运东西，狂出狂入地叫接演员，忙乱作一团”，工作节奏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应该说，邵醉翁拍电影无论在经验或资历上远不及张石川与郑正秋，他们的从影经历起码有十余个年头了。但邵醉翁敢作敢为，抓住时机一边干一边摸索。他的优势是拥有笑舞台全套文明戏演员班底，且因当时报刊舆论对文明戏表演颇多批评，“众演员愿以义务表演，誓雪‘文明戏化’之耻，遂与邵醉翁合作，组织天一公司，摄制《立地成佛》。”③这样一来，天一公司的制片成本无形中节省了不少。胡蝶在回忆录中谈到：“天一在成立的最初半年中连拍了三部片子，也可看出邵醉翁从生意人的角度经营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当时小市民喜欢看旧剧的心理，影片格调虽然不高，却还拥有一定数量的观众。”④ 天一公司虽然凭三部创业之作在影坛站稳了脚跟，但其标榜的制片宗旨“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曾招来过不少指责。以下摘录不同历史时期对《立地成佛》的评价，有助于我们把握天一公司的基本面貌。 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指出：“《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