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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瓷器 汪洋 1602年，荷兰人劫得了一艘葡萄牙船只，船上满载了一批景德镇青花瓷。 克拉克瓷的盘口一圈被分隔成一个个独立区域，叫作“开窗”，也叫“开光”。 万历年间成书的《江西大志·陶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按逐年存贮器皿，堆积日多，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隆庆五年春，蒙抚院议行将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因验得东、西库房贮存各器体质粗粝、花色暗黑，类多不堪。近年如此，远可类推。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这段文字透露了很多信息，值得细细品味。 卖不掉的官窑 “逐年存贮器皿”，是什么器皿？是官窑的落选瓷器。明代早期，各朝对官窑的落选瓷器，一律就地砸碎掩埋，仅仅是掩埋的方式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这样的制度，在成化朝之后，已然不復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徭役制度的改变。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轮班制废除，改为“班匠银”制，可以说是徭役制度的货币化改革。徭役变成了赋税，相应地，官窑此后的烧造费用包括一切物料与人工，也都变为货币支付。于是，即使是官窑的残次品，也都以纯粹的货币数字来进行计算，这样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毕竟，打破的残次品瓷器背后，不再是看不见的人工，而是白花花的银两。于是，成化朝之后，官窑的残次品就不再被打碎，而是在当地被保存起来。 “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御窑厂的管理早已陷入一片混乱，而且自下而上，无不如此。所以，即使仍有砸碎残次品的制度，恐怕此时也难以执行。“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最后的办法是卖给老百姓，或者换成民窑的普通产品。可老百姓也不傻，官窑的劣质品，不但质次，而且价高。所以，不但没有人买，连换货的都没有。 从这段文字里，不但可以看到官窑对落选瓷器处理制度的变化，更可以看到官窑品质大大下滑。这样的窑业状态，简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似乎就差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皇帝派太监潘相管理景德镇窑务。此时的景德镇御窑厂，早已不复明初永宣时期的辉煌，产品非但质量大不如前，数量也得不到保障。皇帝下令烧造的瓷器，数次都不能按量完成。 《在窗前读信的少女》，是约翰内斯·维米尔这位伟大的荷兰画家传世不多的作品中的一幅代表作。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由此展开。 皇帝常常以为匠人不能尽心尽力，必是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怕是用人不力，于是屡屡更换督陶官。实则御窑厂积弊已久，哪里是换个督陶官便能解决的。而积弊的根源，也并非管理不善这么简单。 徭役改为赋税，匠人不再有服务于御窑厂的义务。御窑厂的生产，理论上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聘请优秀工匠，但赋税进皇帝口袋容易，花出来又另当别论。所谓收支两条线，不可能专款专用，不像徭役无法移做他用。 可是皇帝的欲望并没有减少。有时一年下达的任务，就有几十万件之多，导致最终只能强行摊派，表面上雇用优秀的匠人到御窑厂工作，工资却可能数年甚至十数年不能兑现。 皇帝只管提出需求，督陶的中官又不能深入了解情况。景德镇当地从上至下皆是苦不堪言。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能拖就拖，数量、质量都大不如前，以致被淘汰的次品，完全无人问津。这样的状况下，皇帝如果适当地妥协，尚能勉强维持，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群臣也多有劝谏，不过收效甚微。有一次，一位大臣苦苦劝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皇帝居然也被说服，可是过不多久，又行反悔。 窑业的管理，颇有技术的要求，即便当事太监毫无私心，想要清楚把握窑厂具体的状况，非深入窑厂、经过数年的学习不可，否则完全没有可能。地方利益的勾结，自然更加重了这一困难。 当事的官员，却常常以为只要施以严刑峻法，所有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过去的不力，不过是前任因仁慈之心受了刁民的欺骗。 但这样的做法，除了对原有体系雪上加霜之外，根本难以扭转乾坤。因为朝廷对窑业的压榨，已经到了窑业能够忍受的极限。 这一年，新上任的督陶官是太监潘相。皇帝的任务里，有一项是烧造龙缸。所谓龙缸，是画了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明代传世的龙缸，口径与高度都达到70厘米，虽然以现在的眼光，这样的缸远远称不上大，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却极为困难。 御窑厂内，专门建造了烧造龙缸的窑炉，这样的窑炉，干脆就被称为缸窑。专为一件瓷器建造窑炉，从未曾有，可见其难。 五彩是以多种金属元素为着色剂料绘制的，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瓷品种之一。 明万历《五彩穿花龙纹蒜头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龙缸的口径，最大的超过70厘米。而瓷器的烧成，有不小的收缩，做坯的时候至少要80厘米以上的直径，可谓巨大。拉坯的时候，至少需要两个师傅来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