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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汉代独尊儒术原因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纷纷著书立说，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到了汉代，原本纷攘喧嚣的众家学说，有的偃旗息鼓，有的渐渐退居末流，仅存儒、道、法、墨、名、阴阳六家。而儒学在经历了秦焚书坑儒之后，不但未见湮灭，反倒在汉代被定于一尊。很多人简单地将这一原因归结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董仲舒这一思想的提出仅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儒学能够于汉代定于一尊，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几代儒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儒学最适合传统中国的社会现实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中国尚农的传统，而这种相对封闭的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在社会经济方面不得不以大规模的集体耕作为生产方式，由此产生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家庭聚合的社会基层组织。这一组织形式，发展到周代日趋完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血缘制度。在统治阶级上层，按照血缘的嫡庶尊卑划分等级关系，确立等级秩序。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将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相联系，父权、族权、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格局。而儒学就产生于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格局之中，只要这种社会关系不发生变化，儒学就永远不会丧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正如刘蔚华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一书中所说：“中国儒学正是最典型地反映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条件下适合于传统社会结构需要的、安土重迁的、尊天命、敬王权、尚宗法、崇礼义、重伦理、兴教化以及维护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 春秋中后期，六国向华夏文化圈的融入已经逐渐完成，而作为新崛起的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由于其以武力立国，苍白的文化与淡薄的宗法血缘关系与其他六国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地方习俗形成强烈反差。因此，秦统一六国之后，如何在文化上实现统一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秦显然没能交上满意的答卷。最终，秦将法家学说作为其主导学说，忽视了各地的血缘宗法制度与宗法习俗，强制推行政府法令，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秦与地方宗族之间的矛盾。《睡虎地秦墓竹简》载：“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殹（也），而长邪避（僻）淫失（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秦统治者严刑峻法的推行，揭掉了深藏在传统社会之中的以血缘親情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温情脉脉”的面纱，搅乱了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的秩序。而儒家是以伦理亲情作为立足点的，因此才最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只要中国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儒学就永远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儒学的独尊地位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被确立的。 二、黄老道家“无为”中蕴含“有为”，为儒家登台作先导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了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实行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消极避世的老庄道家相比，黄老道家更能积极为现实政治统治服务，主张取法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管子·乘马》曾言：“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 无为的思想并非黄老道家所独有，孔、孟、荀都曾对无为思想给予过充分肯定。《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孔子的无为思想：“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矣。”作为孔子的追随者，孟子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孟子·离娄下》云：“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荀子·王霸》讲得更为具体：“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主张君主应任贤使能，使官员各司其职，从而实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恭）己而已矣”，达到“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的目的。 正是黄老道家之“无为”与儒家之“无为”之间存在相通性，才为以后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向儒家过渡提供了便利。但与黄老道家“自然无为”不同的是，儒家的“无为”是以道德为导向，主张君主以“仁义”治国。《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两种“无为”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鲜明地体现在陆贾的《新语》之中。《新语·本行》说：“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新语·无为》强调“故无为者乃有为也”，并认为“秦非不欲治也”，“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在结合当时现实需求，总结秦王朝繁刑严苛和仁义不施的基础上，陆贾高标儒家的“仁义”思想，“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