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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 摘要：“检律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保证。但由于苏联模式和“检律关系”身份的异质化，导致“检律关系”呈现出对抗乃至冲突的态势。应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视野下凝练共识、破除“防火墙”，促进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防火墙”新型“检律关系” 一、当前“检律关系”的现状 “检律关系”是诉讼活动中为保障诉讼当事人基本权利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能否在良性互动中实现耦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保证。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我国检察制度的建立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实务层面形成检察官与律师身份的异质化，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所必需的身份认同与相互信任，进而在形成了隔阂二者的“防火墙”，导致“检律关系” 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态势。 （一）“防火墙”隔阂的冲突与对抗 由于中国检察官不可能同德国检察官一样，可要求法官做无罪判决，即“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完全可能出现检方要求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情况。如果举证程序的结果依检察官的判断无法证明被告的刑事罪过，那么，检察官就应要求法院作无罪判决，这不仅是他的权利，而且更是他的义务”。 ①因此，“检律关系”在诉讼活动中良性互动不足，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压力又加剧了此种对立态势。而二者事实上的身份异质化与收入差距，客观上形成了隔阂二者的“防火墙”。就河南、浙江的调查样本显示，“防火墙”隔阂之下的对抗主要表现为对律师身份的歧视和反感（由于起诉准备不足所引起的），进而在保障会见权方面呈现倒退（如反贪案件中，制造各种理由阻碍会见；会见期限也从5天内倒退到2个月内），在审判阶段妨碍辩护权实现等。 （二）职业伦理规范虚置与“寻租” 尽管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规范在文本上与其他职业伦理规范相比更为完善，但由于外部监督不足和实践上的适用混乱②，再加上缺乏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身份同质化的认同，投影到“检律关系”中存在着私人交往中违反法律共同体职业伦理的不当乃至违法“寻租”行为。而违法“寻租”行为又反过来加剧了本就相互不信任的“检律关系”，妨碍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 二、当前“检律关系”的反思 （一）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检律关系的构建，从根本上而言由于缺乏法律职业共同体同质化共识的达成，客观上我国检律关系尚没有形成较好的配合与互动，同时检察官与律师身份的转换，尚以检察官向律师单向流动为主。目前学界对检律关系的构建，侧重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检察官应对新刑事诉讼法改变工作习惯的方面，也有学者开始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检律关系，但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目标缺乏深入的发掘，也敏锐的发现法律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不合理的现状，但在制度设计方面缺乏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实际情况的把握，主张简单的照搬西方经验（尤其是美国制度），直接从律师中遴选检察官。但就我国社会的实情而言，尚缺乏法律职业共同体同质化实施的条件，需要深入挖掘检察官与律师关系的根本阻碍，消除“检律关系”身份的异质化。 （二）域外经验 对检律关系的界定和构建，国外主要围绕检律关系身份同质化进行。在英美法系中以美国为代表，通过检察官与律师身份的同质化路径，进行检律关系的构建，检察官与律师在身份上具有鲜明的同质化特征，其培训和选用与律师适用相同的的行业标准，其兼具律师身份和检察官身份，均受美国律师协会规制③；在大陆法系以德法两国为代表，则因诉讼方式不同呈现出类似于我国检察制度的特征，以德国为例检察官制度与我国尤为接近，区别于律师，属于终身公务员序列，其培养和遴选也不同于英美法系，而且其培养的时间和程序极为漫长④。而以法国为例，则体现出兼采美德两国检律关系的特征，法国检察官的来源分为两类，区别于德国的单一性来源，包括国立审判官学校的毕业生和律师、公证人等资深（7年以上）法律职业人两类来源⑤。 三、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 （一）新型“检律关系”的前提 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新型“检律关系”，要打破隔阂二者的“防火墙”，必须从厘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的路径入手，重点剖析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如何在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分工协同实现良性互动与耦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进行规范分析，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科学界定；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检律关系进行定量分析；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和反思西方检律关系的理论与实务，为立足我国国情进行制度移植与改造奠定基础；采用历史分析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使检律关系朝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