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的艺术：《一纸情深》的构思原点与传情路径.docxVIP

立言的艺术：《一纸情深》的构思原点与传情路径 中国当代散文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每一个散文家都渴望超越，并努力实现自我超越。改革开放40年，散文作为最灵活的文体，在反映时代、表现情感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1980年代散文回归“真”的艺术，作家一方面关注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透过个人命运叩问历史与现实，从而使真诚的现实情怀与深刻的历史反思再次浮出历史地表。1990年代之后散文的“分化”涌现多元格局，开创轰轰烈烈的散文时代：有作家观照历史文化与人文山水，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与诗性哲思;有作家融人自然，在自我与自然的双向回溯中熔铸生命诗学;也有的作家在琐碎的日常中表达“旷男怨女”的情感绵绪，甚至催生了“小女子散文”。1990年代的“热”可能造成“假象”，有的作家在热闹中搁浅，导致“繁华遮蔽下的贫困”。新世纪历史文化散文余韵犹存，依然保持文体优势。然而就总体格局来说，与1990年代相比，新世纪散文似乎趋于平淡。不过也许平淡才是本真，新世纪散文更加关注平凡人生。 新时代散文承继当代散文的历史观照与现实抒怀，以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表现普通人的真实人生，显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刘文艳散文集《一纸情深》关注的对象是普通人，是生活在我們身边的普通人，或是褪去英雄光环的普通人。也就是说，作者在普通人身上用力最大、用笔最多、用情最深，形成她立言的根基与审美的旨趣。她以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将满载着大爱与深情的中国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精神与新时代品格融合进自己的散文中。《一纸情深》不是为自己立言，而是为人民立言。它以“人·物”为核心，以性格为聚焦，以情感为纽带，以精神为旨归，通过构思原点与传情路径的贯通与畅达，形成富有韵味的立言艺术，包蕴着作者强烈的时代精神与传播意识，这和作者的家风熏陶与身份认同等密切相关。 一、“人·物”“情感”——构思的原点与传播的纽带 除了《旅游魅力》《会心处不必在远》两篇主要关涉旅游与自然外，《一纸情深》中其他22篇散文可以说都是写人的，这些人成为作者传播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时代品格的载体。这些人以及与这些人相关的物，是作者构思的原点，人作为载体，而物则变成沟通媒介，物之中蕴含的情感则成为联结散文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成为作者把主体意向性传播到受众（读者）的纽带。 “人·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在《难舍的礼物》中，女儿与“我”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我们在与物建立关系时，要十分慎重，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因此，当你要割断与物的关系时，一定要毅然决然，否则就根本割舍不掉，割舍不掉，就为物所累。”这种现代的“人·物”观，的确有道理，尤其是在这个物化的时代。然而，作者文中偏偏对物“情有独钟”。因为这些物，不是单纯地与“自我”建立联系的物化“自我”的物，而是“自我”与“他者”联结的“中间物”。这些物，“只要起能指的作用，它们就意指着那些只能通过它们来言说的东西”。物带着“自我”的情感顺向进入到“他者”的世界之中，或者通过物，情感逆向而行，由“他者”进入到“自我”世界。这时候的物，就具有符号学的转喻意义。 物，在文本中的位置多有不同。有的物，是文本明显的核心要素，自然成为构思原点。比如“红枣”“柳”“拖鞋”“信”等。《难舍的礼物》围绕着中学同学给“我”做的拖鞋而展开，“拖鞋”因为承载了人的情感而难舍，而显得珍贵。《红枣连心》整篇以“枣”为原点生发而去，也是以“枣”为核心，辐射和枣相关情节。这样一来，枣处于圆心位置，经过圆心的直径在圆上的两点，可以看作是散文中写到的生活中的两个主体。由此看来，枣所起的作用是媒介和桥梁的作用，沟通了两个主体，或者说，两个主体因为“枣”而深联。圆上的点与圆心的关系，看似人与物的关系，其实，是通过“枣”勾连两个主体的关系，表达两个主体间的感情。“我”栽的枣树是姥爷从老家移栽枣树的第三代，姥爷一枣树一“我”的故事表现祖孙情;“我”主动送红枣给解放军，解放军却悄悄留下红枣钱（“我”一红枣一解放军）的故事彰显军民情;母亲一红枣一哥哥、母亲一红枣一“我”的母子（女）情以及嫂子一红枣一“我”的姑嫂情，也一并在以红枣为核心的圆形家族中绽放。 文本中看似并不突出的物，往往也是刻画人物性格最重要的要素，或者传递情感的最重要的载体，这也是作者隐含的构思原点。比如《爸爸的节日》中的“沙发”，《钟点工》中的“手表”，《生日的告别》中的玉雕“寿桃”，《百姓心中的丰碑》中的“雕像”，等等。女儿回家的日子，就是“父亲的节日”，为了让女儿回来住得舒适，父亲主动换掉自己喜欢的皮沙发，买了女儿喜欢的、并让女儿误以为父亲也喜欢的蓝色调的布艺沙发。沙发，凝聚着深厚的父女之情，清晰可见“可怜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