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写作要让人在困厄中也能看到希望.docxVIP

赵丽宏：写作要让人在困厄中也能看到希望 年轻时的赵丽宏在插队时，干过最脏最累的活、挨过饿、受过冻，可每当他在油灯下打开书卷时，这一切的压力都不复存在了，是书为他指引了一条走出困境、走向希望的路。他以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冀，将他曾经历过的苦难，都转化成犹如清泉般温润的文字。面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期待与挑战，他说，只要用一颗真诚的心，脚踏实地、大胆创造，中国的文学大树将会越来越繁茂挺拔。 赵丽宏，1951年生于上海，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诗人》主编，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著有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八十余部，有十八卷文集《赵丽宏文学作品》行世。十多篇散文被收入国内中小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有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中学中文语文课本。代表作有诗集《珊瑚》《沉默的冬青》《抒情诗151首》等，散文集《生命草》《诗魂》《人生韵味》等，散文诗集《人生遐想》《心魂之恋》等，长篇小说《童年河》《渔童》。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奖，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20XX年获塞尔维亚斯梅德雷沃金钥匙国际诗歌奖，20XX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我曾经将对文学的追求比作困苦之中的“救命稻草”。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可以孕育催生高雅的文字。 陈仓：您的老家在崇明对吗？在这个地理上发生过什么至今让您无法忘怀的故事？ 赵丽宏：崇明是我祖籍，是父辈和祖辈生活的地方。我出生在上海市区，在城市里长大。但在我的童年时代，有很多和崇明岛有关的美好记忆。崇明岛使我认识自然，认识乡村，也认识了善良的人性。上小学时，常常在暑假和寒假去崇明岛，那里的田野、河流、芦苇荡，独轮车的咿呀声回荡在乡间小路上，最美妙的是在辽阔的江滩上，满地爬行的小螃蟹密密麻麻，一抓就是一把，犹如无数透明的小蜘蛛，还有在江滩水洼间蹦跳的“天螺郎”，那是一种奇怪的小鱼，我只能远远地看它们在水面飞跃，却永远也无法走近。我在故乡的小河里钓鱼抓蟹，还学会了游泳。有一次，我和两个镇上的孩子一起去探访曾经在我家里生活多年的老保姆，走了十几里路，问了无数人，在饥渴难忍几乎迷路的时候，竟然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找到了独居在一间草屋中的老保姆。她是一位信佛的居士，我们都叫她“华法妈妈”。老人见到我，抱住我高兴得直流眼泪，那种激动，是人间最动人的表情，一生难忘。那天她从地里现摘了黄瓜和番茄，从鸡笼里找到新鲜的鸡蛋，用最快的速度为我们做了一顿美餐。 在故乡，我也第一次见识了死亡。那次去故乡，镇上死了个产妇，很多人都去看，我也跟着大人去看。产妇仰躺在一块门板上，身穿一套黑色的衣裤。她才二十多岁，是难产流血过多而死，孩子却活下来了。她的脸色苍白，但神态安详，像一尊雕塑。很多人围在她身边哭。她却毫不理会，只是默默地躺着，平静地躺着，没有一点痛苦和忧伤的表情。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一个死人，却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产妇苍白而美丽的面容，还有她的丈夫，一个痛苦欲绝的年轻男人。他手中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坐在产妇的身边，别人号啕大哭时，他却只是无声地凝视着自己的妻子，他的脸上布满了泪痕。他的目光，除了看死去的妻子，就是看手中的婴儿。看妻子时，他的目光悲凄哀伤，看婴儿时，他的目光就非常复杂，既有爱怜，也有怨恨……这段生活，我曾在《岛人笔记》和《在岁月的荒滩上》两本散文集中详细地描述过。 舒晋瑜：您其实是在崇明插队落户，其间开始写作诗歌散文。想必也是受过很多苦，但是您的散文格调却非常高雅。为什么？ 赵丽宏：是的，我曾在崇明岛插队落户多年，那是一段孤苦艰难的岁月。因为有书相伴，因为有对文学写作的兴趣，使我在孤独无望中找到了一条能够走出困境，走向希望的出路。那时确实受过很多苦，干过最脏最累的活，挨过饿，受过冻，在风雪中赤着脚在海滩上挑土筑堤，在烈日下割麦插秧挑大粪，经常是蓬头垢面，一身臭汗。然而每天晚上，在一盏油灯下，打开书卷，沉浸在那些美妙的文字中，我会忘却身处何境，进入一个使精神丰富升华的世界。我曾经将对文学的追求比作困苦之中的“救命稻草”。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和行文的雅俗，其实并无直接关联，关键是看行文者的精神状态，看行文者对人生和文学的态度。苦难的人生，可以孕育催生高雅的文字，有些人享尽荣华富贵，却有可能庸俗附身，终生无緣高雅。 陈仓：文学地理对小说家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一个诗人和散文家来说，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丽宏：一个作家生存的土地、生活的环境，以及他成长的经历和过程，这也许就是你说的“文学地理”，这是他从事写作的一个起源和基础。这种影响，深入骨髓，融入血脉，不管后来他又去过什么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无法驱除改变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