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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与再平衡：从自立更生到双循环2.0 邵宇 陈达飞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不仅符合自身经济的演化规律，也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状态。 内外循环格局的变迁：从自力更生到双循环2.0 新中国建立以来，根据内外经济的联系，经济发展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至1978年的内循环，1978至双循环1.0，以及开启的双循环2.0。 1949至1978年只有内循环，这是两极世界格局中的自力更生体系。外部环境上，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到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此外，美国还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廖心文，2008）。内循环的结构下，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消费率高达80%，投资率低于20%。 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国开始建立外循环机制，直至再次调整，这个阶段可被称为双循环1.0。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逐步确立“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 美国次贷危机可被视为中国启动双循环2.0格局的起点。开始，劳动力市场和外部环境都出现了转折，1.0格局中各方面的失衡在应对危机、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逆周期政策中达到了顶点。历史的蹊跷之处在于，以来中国面临的环境乃至结构目标（以消费为主）与建国初期有一定相似之处。 但双循环2.0格局不是退回到自力更生状态。内循环不可能脱离外循环而存在，两者是统一的，面对美国的封锁和脱钩，唯独反其道而行之，对内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机制性扭曲，对外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才能突围。 双循环1.0：大转移和大失衡 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考察双循环格局的一个切入点。问题在于，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消费为什么如此低迷？ 1978年至，中国最终消费率水平处于水平波动状态，在48.5%至63.9%之间。与之相对应，储蓄率和投资率呈水平波动态势，与此同时，经常账户也并未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所以，以前并未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滑坡的现象（图1）。 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开始剧烈滑坡，投资增速和經常账户盈余同步扩大。至开始反弹，至底，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低于前的水平，投资率为43%，储蓄率下降为44.6%，仍然高于前的水平。 高储蓄率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一个共同点。但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储蓄率偏高，峰值都超过了50%，而韩国的峰值为41%（1988年），中国台湾为40%（1986年），日本为34%（1991年）。文化因素无法解释儒家文明圈各国的差异，在中国，事实上是一系列压抑消费的政策导致了高于同一文化圈成员国的储蓄率。 中国双循环1.0格局中，压抑消费的制度安排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包括农产品统购统销、户籍制度、贸易干预、金融抑制、人民币汇率低估等等。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相关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法规，压抑了劳动者报酬； 金融抑制通过低存款利率的方式压抑了居民资本利得，加大了贫富差距，所有这些对劳动者或居民的收入影响，最终结果就是压抑了居民消费。此外，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干预，本质上是加征消费税，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是对出口补贴，对进口征税，也是加征消费税，结果均导向了压抑消费。这些安排相当于强制居民储蓄，增加可贷资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实际上是消费在补贴制造、劳动在补贴资本。 双循环2.0：大转型与再平衡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约束条件在前后均出现了结构性转变。 第一，供给侧而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 根据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可将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人口因素是三阶段的划分依据。 图1：，消费开始滑坡，至反弹 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城市化（叠加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供给接近无穷弹性。该阶段，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资本所有者获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工资增长慢于GDP增长。由于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和投资，所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