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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 【摘要】如何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相关范畴，不能认为是对历史事实和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科学概括和严谨归纳，对此理应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学”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理论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独出心裁地构筑什么“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深刻总结“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东方社会理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落后国家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1—0042—24 引言 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东方国家”和“东方社会”成了我国“东方学”学者不时谈论的话题。他们力图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纳入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去；他们力图说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指导的结果。据说，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中发现了这方面的“理论依据”，而实践似乎也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他们把俄国、中国、东欧以及其他落后国家概括为“东方国家”，而把上述“理论依据”和他们自己的理论见解混为一体，归结为“东方社会理论”。我们注意到，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已经进入了作为大学教材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①，说明“东方学”已经作为学科确立下来，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围绕这个主题发表的论著中，俞良早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以下简称“俞著”）更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 俞著从“东方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和“东方”相关的衍生概念——“东方国家”、“东方社会”、“东方理论”、“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等等，并构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即“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关于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成的一个大的理论体系。”其目的似乎首先在于揭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增强“东方学”的理论性，其次在于解决“东方学”学者认识上“脉络不甚清楚”和“存在较大的偏差”的问题。[1]12 俞著中的“东方”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模糊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东方”实际上仅限于俄国（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1]58；在“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东方是指“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1]94；而在“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中，东方则是指“亚洲、东欧等地区”[1]268。这样一来，“东方”这个框架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了。 俞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提出和形成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东方学”。[1]4（2）“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即关于西方先于东方胜利并且为东方树立榜样和提供帮助的理论”[1]16；第二阶段，“列宁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1]20，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1]29；第三阶段，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1]29（俞著强调指出，“邓小平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等于东方社会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东方社会理论”[1]21，22）。（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揭示出东方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规律”（六大规律）：东方各国革命和发展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建设先进文化；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逐步和不断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东方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处理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5-11。（4）列宁和邓小平的“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即“由列宁理论、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正确指导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1]24。（5）“20世纪东方发展的三大规律”：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东欧的俄罗斯等国有几十年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的历史；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一直坚持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对西方抗争和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