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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向警予作为中国妇女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她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的选择反映了一代妇女先贤的不懈求索。她对中国妇女解放根本问题的一系列精辟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为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历史经验，增进了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向警予选择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妇女解放道路的选择一样，向警予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的选择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并深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同时向警予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她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一代妇女先贤始终不渝的探索。 1.历史背景、思想资源和社会基础 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即依赖于近代工业文明提供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依赖于人类对性别关系认识的不断发展，其中也包括妇女自身的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的逐步发展，中国出现了第一代产业女工和新兴的职业女性。这些最早进入社会的女性，萌发了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憧憬。甲午战争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狂潮，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强国保种和天赋人权的角度，主张 “男女各得其自有之权”。他们将戒缠足、兴女学作为妇女解放的主要议题，开启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先河。维新派的努力虽对妇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觉醒和参与的女性仅限于维新派的亲属，妇女还不是谋求自身解放的主体。同时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表明，维新派不可能担负起中国妇女解放的使命。 向警予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戊戌维新、庚子之乱、辛亥革命，国家的衰败，民族的危亡，妇女的悲惨生活都激发了幼年向警予励志读书，追求男女平等和以身许国的坚定志向。特别是身为女性的她，对中国妇女的境遇更多了一份切身的感受和特别的关注。 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为武器，倡导妇女解放，并把男女平等作为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政纲，强调“全国无论男女均为国民”。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开始以女国民的身份，投身反帝爱国、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她们组成女子革命军、后援团，参军参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妇女解放与政治革命相结合的妇女运动模式提供了经验。但是，辛亥革命后，这些出生入死的女权主义先驱并没有获得她们所期望的平等权利。为了争取妇女参政权，她们面谒孙中山、大闹国会，轰动朝野，但终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失败，使向警予等一代寻求自身解放道路的妇女先驱看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认识到只有少数上层妇女参加的参政运动的阶级局限性，她们不可能为解放中国劳苦妇女大众寻觅到正确的道路，妇女运动迫切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为苦苦寻求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向警予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妇女解放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他们高扬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大旗，对中国传统礼教和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进行全面的清算与批判，为妇女追求人格独立奠定思想和舆论基础。有关女子教育、男女同校、自由恋爱、贞操观念、婚姻改革、妇女选举权的讨论，进一步唤起和深化了国人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女权主义思潮纷至沓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激荡，开始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进行研究和试验，有的主张教育先行，有的倡言经济独立，有的主张“毁家革命”、废除婚姻，有的提出儿童公育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努力和尝试。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俄国妇女运动中寻求借鉴和经验。李大钊、李达等人开始译介共产国际和俄国妇女解放的情况，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探讨中国妇女问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条件和目标等论述，从思想和理论上突破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局限，廓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为向警予等妇女运动的先驱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指引。同时女子教育、妇女职业、经济独立、社交公开、婚恋自主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妇女社团开始大量涌现并以组织的力量登上社会舞台，中国妇女运动进一步呈现出由思想启蒙到社会运动的发展轨迹。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中国产业女工第一次以独立、主体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她们进行罢工斗争，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支持罢市、抵制日货。五四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