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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联系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与中国国情有紧密逻辑联系。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依据,催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生长;多样的中国国情蕴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变动的中国的国情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时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联系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中国国情具有丰富的内容、多层的结构和独特的特点,是决定和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所展开的现实运动。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多样性、动态性,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和发展,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一、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对此,我们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性方面寻求依据,更要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方面寻找根源。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创,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种客观必然性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其一,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既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来自于对人类文化的批判继承;它既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趋势,也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性,对各国革命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其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其四,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极真理,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是融科学性、普遍性、实践性与开放性为一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上述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广泛的影响力和极强的穿透力,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本依据。 2. 特殊的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化的可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国化,需要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近代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近代中国社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的五种经济形态之中的完整意义的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丧失、领土瓜分、国家动荡、民族危亡。因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为了寻找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先后引进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动,搬来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辨别不清和对社会性质把握不准,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生根、发芽的现实土壤。 特殊的革命对理论有特殊的要求。完成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特殊的国情下进行的革命,它不仅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大不一样,也与经济文化同样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尽相同。因此,中国革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逻辑上的纯粹推演,也不能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做法进行机械复制。特殊的中国国情,要求中国的无产阶级既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并做出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