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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斗争中实现理论创新 [摘 要]邓小平在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立场，与“左”的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批判两种思潮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回应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不断深化和创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论断，最终形成邓小平理论。 [关键词]邓小平 “左”的思潮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思想斗争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史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现中国化的新飞跃，固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科学总结经验教训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同时也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立场和科学方法，积极回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挑战的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有些人对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有种种曲解，以为“不争论”就是埋头实践，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而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思潮尤其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进行理论斗争。这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不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不利于真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 一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社会存在两种影响较广的社会思潮：一种是“左”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从哲学上对浸淫于我国社会生活多年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然而到80年代，“左”的思想仍以一种惯性力量延续在思想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左”的思潮主要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不理解，认为改革会将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去。它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表现为人们对改革的观望、怀疑和反对，在观念层面上表现为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纠缠，机械地并不加区别地进行姓“资”姓“社”的价值判断。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在反思“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把目光投向西方，企图从西方获得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良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以“西化”为改革目的，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即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在文化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用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建立新的世界历史观念，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它一经形成，就努力争取话语权，试图干预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这两种社会思潮实际代表了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上的两种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和主张。如何对待这两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邓小平判断“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他认为：“左”的思潮固守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不从实际出发，对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都要问姓“资”姓“社”，必然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导致在改革中迈不开步伐，势必贻误发展时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公开挑战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社会资源和思想基础的破坏。“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对这两种思潮不能听之任之。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说：围绕改革有不同意见，“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从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的语境来看，其真实思想是：其一，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些对改革开放不理解的看法是正常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抓紧时间开展改革开放的实践。其二，反对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脱离实践、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搞无谓的争论和政治空谈。判断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要用“干”的实际效果、用事实来讲话。应该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特指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和手段不简单地就其社会性质争论，不是泛指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任何问题都不作争论。综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不纵容、不妥协，特别是对于反对“四个坚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试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理论观点和言论，更是积极争论，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站出来讲话，加强理论上的争鸣，而且带头与之进行思想斗争，以控制错误理论和言论蔓延、消除其影响。邓小平对两种社会思潮的分析、评判和理论回应，就是在关系中国根本发展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如果仅仅用“不争论”来概括邓小平对不同思想言论的态度，是失之偏颇的。 如何开展思想斗争，邓小平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