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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好人政府”主义思潮及启示 摘 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好人政府”，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曾一度付诸实施，并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但终究是“昙花一现”，逃不出失败的命运，也宣告了当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精英民主治国理念的破灭，但也对中国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好人政府”改良主义；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43 — 0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坛可谓是波云诡谲、思潮纷涌。面对中国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积贫积弱的现实困境，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也从不同方面开出了自己“政治药方”，各种政治主张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数年。而其中以胡适、蔡元培、王宠惠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好人政府”以及其后来的执政实践颇为引人关注，但这场脱离中国彼时国情、带有浓重资产阶级自由化色彩的政治实验终究以“闹剧”收场，成为民国政坛昙花一现的政治遗响。 一、“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提出 “好人政府”是当时中国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精英”们，针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政治腐败的社会现状提出来的一种政治理念。其成员大多是有着留学背景、拥有极大社会名望的大学教授，他们经常聚会来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发表评论。1921年5月胡适把丁文江（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蒋梦麟（时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等人召集家中，谈论组织一个“小会”，并亲自草拟了组织大纲、创建努力会。不久、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等社会名流也纷纷加入，影响力不断壮大。1922年5月7日，努力会创办了《努力周报》，实现有组织、有规模、有阵地的政治批判活动。胡适亲自创作了《努力歌》作为《努力周报》的发刊词，鼓励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积极投身于中国政治社会改革中，打破阻力、打破武力，再造中国。这也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对政治混乱、民生困顿社会现实的公开“声伐”，体现了这些社会精英高度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同年的5月14日，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等十余人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以下简称《主张》），可以说这是“好人政府”的政治宣言，开创了“中国现代知识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1〕。在《主张》中，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2〕这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尤其是上层知识精英们对于国家命运、政治前途的关心和参与，也将“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传播。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哲学大师罗素，他曾提出：“中国要有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3〕。这也可以看做是“好人政治”在中国的最早发声，而当时深受欧风美雨浸润的知识精英对于这位哲学大师的言语也是心领神会的。 二、“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 在《主张》中，胡适、丁文江等人就对“好人政府”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两个方面、三项基本原则、六点主张。 “一个目标”，即“好政府”的目标，“好人”们要团结起来同恶势力宣战，建立民主自由的政府来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政治困局。 “两个方面”，即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分别是建立正当机关监督不法官吏，以及运用政治机关保护自由发展、为全社会谋福利。 “三项基本原则”，即一个“宪政的政府”，推崇依宪治国，完善制度建设，打破中国政治失稳局面；一个“公开的政府”，依法进行国务公开、财政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以此来打破黑箱政治；一个“有计划的政治”，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病根是无计划的乱政，而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即使是一个平庸的计划也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六点主张”，即南北议和，实现统一；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改良选举制度；裁兵裁官；公开财政。 统观“好人政府”的主张，具有“超时代性”和“柏拉图式”特征，他们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理解的过于肤浅，对时局看的过于乐观，在改良方案是也是完全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单纯移植，而没有考虑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泥潭之中，“好人政府”政治方案的种子根本就没有培育的社会土壤，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主张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自由民主的思潮，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投身于政治建设、社会改良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担当，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相比同时代的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