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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摘 要：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打造了民主革命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样板，政治清明、风清气正，有力地应对了物质匮乏和外部威胁的双重挑战，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在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积淀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共建共享的治理经验，对于指导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农村社会治理 陕甘宁边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新时代研究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既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社会治理是一个由单一向多元，由简单向复杂推进，高效有序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构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时代命题。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区域性治理实践，为今天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背景 陕甘宁边区亦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国共两党的合作议程，在1937年9月6日，我党将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直到1950年1月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而撤销，前后历时13载。为应对民族危机和改善人民生活，陕甘宁边区存续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成就斐然。“十无社会”的奇迹正是边区农村社会治理成果的最好例证。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最终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农村中心道路。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因而广大农村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整个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抗战和政治救国，但是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必做的时代课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各种弊端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前显得异常突出，给边区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经济落后，暴政横行 物质资料的贫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头等民生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1]。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广大的陕甘宁区域的农民过着极端贫穷的生活，经济落后、政治黑暗、暴政横行、民不聊生。边区政府成立之前，农村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多数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的境地;剥削严重，部分地区的地租高达三分之二以上，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各式各样（“十付七”“大加一”“银子租”“驴滚”“牛犊账”）的农村高利贷，农民往往挣扎于各种苛捐杂税、繁重地租和高利贷的暴政之中。各种反动势力错综复杂、盘根勾结、鱼龙混杂、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加之外国教堂和传教士的目无王法，广大人民群众过着毫无政治权利和尊严的生活，政治上一片黑暗，经济上极端落后，致使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乡村社会文化落后，迷信泛滥 贫困的哲学不能代替哲学的贫困。迷信泛滥、愚昧无知是文化落后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落后政治黑暗的深层次原因。列宁指出“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2]边区正规学校和社会教育组织极其匮乏，90%以上的普通民众都是文盲，教育组织的缺乏使得知识的传授途径被阻断;卫生事业脆弱，在广大的农村缺医少药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封建文艺盛行，广大农民封建迷信、心智未开。面对精神的贫瘠，党在边区大力营造的具备革命文化涵养特征的社会主流价值形态成为苏区社会治理的精神动力。毛泽东提出：“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3]苏区通过兴办学校、发展国民教育、建立农村学习组织、推行社会教育、发展农村健康文艺和农村卫生事业等手段有效提升了中央苏区工农的文化水平，为苏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精神食粮。此外，中央苏区在农村实行民主政治，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相关规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民主政治的开展和基层民主政权的巩固为革命文化注入了制度的活力，引领苏区的精神风尚。 （三）社会动荡，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干扰到边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黄赌毒尤其盛行，使得边区农村的治理异常棘手。民间陋习缠足之风根深蒂固;包办、买卖婚姻大量存在;流离失所、饥饿死亡和为匪为盗等现象不断发生。给农民看得见的利益是最大的民生。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社会民生，一方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启民智，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