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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及人口变化对语言和语言学的启示 自以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使用状况报告。这是中国在语言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也引起了海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德国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将这些报告中的一些文章译成英文，并结集出版。这些报告重新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社会政策与社会变化、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的内在联系上。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这些联系有着非凡的意义，可以说，任何实用性语言研究都需要认真、系统地考虑这些联系。 最近，中国又出台了很多对语言和语言研究产生直接和显著影响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例如，“一带一路”方略已经吸引了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另一项政策，我特别感兴趣并且认为对语言研究有重要意义，是计划生育政策，具体地说是城市地区放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全面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部分。这项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被严格执行。单就生育控制方面，这项政策似乎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90年至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从2.61（每育龄女性）降到1.45，低于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据人口学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的估计，中国在1980年至间少生了2至4亿人。 该政策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联合国统计，这项政策导致中国家庭“4-2-1”结构的出现。在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0岁，只有约48%的人口处于劳动年龄，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概况》，中国人口性别比例为119：100（男/女）。这些给经济（福利）、国家安全（军队）和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城市和农村） 带来严重后果。 我主要关注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语言造成的影响，包括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尚未系统研究而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目前既是对比展开实证研究的最佳时间。调查的重点首先是儿童语言习得和语言发展。很多语言学家认为人类先天就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语言输入和学习环境对儿童语言习得和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同样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孩子从照顾者那里获得的关注度非常重要，从他们那里获得的语言输入模式也同样重要。我们也知道，同伴互动对儿童成长非常关键，此外，性别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曾经有研究者关注过中国传统的育儿习俗，如将孩子背在母亲的背上而不是将他们抱在前面，可能会减少孩子和作为主要看护者的母亲之间的“共同注意”，也因此降低了对语言发展可能相当重要的输入的质和量。现在，作为家里的独生子，一个典型的中国孩子在家庭里可能得到了过多的关注。他们有大量的刺激物，如玩具、书籍、电视、电子产品、游戏等陪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有更多的“共同注意”，尤其是和父母的“共同注意”相对较少。事实是，他们接收到的语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成人”的，甚至是“老人”的，因为有祖父母参与其中。目前儿童的语言发展缺乏“同胞模式”，即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同胞互动与同伴互动有着根本性差异。这些现象与社会文化共同促使年幼的孩子出现明显的早熟现象。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例子，即除了一些智力竞赛（如数学、常识，我只对语言有兴趣），幼儿会因为他们能够背诵上百首唐诗而得到奖励。结果“小大人”常被看成儿童发展的成功典范，这在他们的日常语言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度保护”“溺爱”或培养孩子的超前意识/目标，都会对语言产生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同胞互动的缺失带来的语言影响值得特别关注。虽然有足够的同龄人之间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属于“陌生人间的互动”，在性质上是非家族的、非亲属的。表面上看，他们缺少了非统称形式的亲属称谓（如姑姑、舅舅等统称形式的，如叔叔、阿姨等和这些不同）。我们还注意到，在幼儿园和校园环境，孩子们与非家庭成员的同龄人间交流的话题通常与家庭无关，几乎不讨论日常家庭生活。他们只能从大人那里获取家庭生活方面的语言输入。这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长期影响。孩子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那里得到的输入模式往往来自于阅读/文字材料、媒体和成人。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另一个独生子女政策对语言产生特殊影响的领域或议题是隔代教养。我对隔代教养的关注已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我的研究重点在海外中国人社区。我们从过去的语言研究中得知，祖父母的角色在语言传播、语言保持和语言转换上至关重要。祖父母往往在保持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 家庭语言或继承语言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在海外的中国家庭中，祖父母经常是中文输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包括方言。我们曾对说客家话的家庭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祖父母的去世，其语言也随之消亡，家人最终经历了语言的转变。在当代独生子女的中国家庭里，由于父母平时忙于工作和赚钱，爷爷奶奶在养育子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祖父母以及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