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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的认知与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 [摘　要]社会的和谐关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的和谐主要是在维护王权、推行专制统治、恪守封建等级制度前提下社会的稳定与调和，现代社会的和谐主要是在弘扬民主、限制权力、保护权利的前提下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须依靠一系列制度建设，其中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尤为重要。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在于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以确保有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民意表达机制、权力制约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权利保护与救济机制以及环境保护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认知；法律保障机制；构建；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1-0082-03 一、问题的提出 和谐社会之“和谐”，是一个关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多方位解读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把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备这样六大特征的社会，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欲实现这种理想、达到社会和谐并且能够长期维持，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保障体系。在这些制度体系中，法律保障机制的建设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现代社会的各项制度的建设与运行，无不依赖法制的推行和保障。因此，从法制角度考量，和谐社会应当是有完善的法律机制为保障的社会。那么，如何认知社会之和谐，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机制应当如何构建，则是一个需要历史地考察、现实地分析的问题。 二、中国社会的和谐观与和谐思想的历史文化考察 哲学和法律文化学者刘进田教授根据社会文化结构框架的差异，把社会划分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并进一步指出，前现代社会之和谐为非权利型之和谐，而现代社会之和谐为权利型之和谐。非权利型和谐是以义务为中心，以美德性、权本性、伦文性、情感性为特征的和谐。而权利型和谐是以权利为中心，以人本性、人文性、合理性、法治性为特征的和谐。 在我们看来，按照惯常的历史社会形态之划分，刘先生所言之前现代社会有着很长的时空跨度，其内涵应回溯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甚或更远。如果以新旧社会之标准划分社会形态，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无疑是新型政权确立之后的新社会。但如果从权力的限制与权利的张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文革结束前的中国社会仍不是现代社会，准确地讲，不是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因此，考察社会是否和谐，怎样的社会才和谐，和谐是何种样态之和谐，应在历史的演变中来比较和认知。 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作为一种思想形态，诸子百家早有论及。思想家们不仅对自然之和谐、人际之和谐多有阐发，而且对社会之和谐、制度之和谐亦有先见。《国语·郑语》中，周太史史伯就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指出了事物得以生存繁衍的内在规律，揭示异质事物的对立统一，表达了自然朴素的“和谐”思想。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和”乃宇宙间万万物相依、彼此共存的自然法则。《淮南子·天文训》中也讲“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论语·子路》中，孔子对人际之和谐表述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汉书·公孙弘传》中也讲“百姓和合于天下”。荀子在《荀子·礼说》中表达了作为社会制度的“礼”产生的原因及所要达到的目的。荀子认为，作为社会制度的“礼”之起因是“先王恶其乱”，为止乱而制札。“乱”即社会纷争无序，其反面即为“治”，“治”即和谐有序。“治”的方式有多种，何种方式最为可取呢?《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弟子有若讲，“礼之用，和为贵”，看来，“和”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和最好的境界。 历史表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观与和谐思想均包含在“和”或“啥和”或“和合”之类的用语表达中。思想贤哲和谐思想的展示，从自然到社会、从人际到制度都有所体现。先贤的和谐观与和谐思想，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中国传统社会对和谐认知的观念基础。 自文化视角观之，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和谐观与和谐思想，崇尚“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就是顺乎自然秩序的和谐。顺乎自然秩序的和谐契印在政治观念和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圣王合一”，臣民服从君王，臣民尽忠，君王怀仁；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伦理至上，美德优先，推崇孝悌务本，温、良、恭、俭、让；在法律生活中则表现为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只应恪尽义务、承担责任而不应主张权利。因此，这种文化价值观中的社会和谐，实际上是一种美德型之和谐，即将道德规范的高标准要求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种和谐的政治前提是君王专制，立法度，修律例，皆以维护王权为目标，而将私人权利诉求排除在外。故而，专伟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