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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思想的分歧及原因 [摘 要] 众所周知，毛泽东始终致力于“农民问题”的研究，梁漱溟则在山东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社会实践，二人在农村问题上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窑洞进行的对话，集中体现了二人在中国社会发展与乡村建设认识上的分歧。 [关键词] 毛泽东 梁漱溟 乡村建设 1938年1月，作为国民参政员的梁漱溟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就抗战前途、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探讨。他们第一次的对话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毛泽东阐述的持久战观点使梁漱溟深感敬佩，在谈话的最后，梁漱溟将自己7年乡村建设工作经验总结所写成的数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了毛泽东，并表示以此书作为第二次谈话的开始。毛泽东、梁漱溟之间第二次的对话从次日下午6点延续到第三日上午，这次谈话的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所含之社会问题，即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此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产生了较大分歧，关键在于两人在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认识上的差别。 一、关于中国社会的观点 在这次对话的一开始，毛泽东就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所体现的是改良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应遵循推翻旧制度的革命道路。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是否是一个阶级的社会”问题认识的不同，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改造乡村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差别。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勿容置疑是一个阶级的社会。早在1926年，他就撰写了被视为中国革命纲领性文献之一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分析”。按照他的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至少存在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诸多阶级。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商人等”，他们又可以据其经济地位分成“左”“中”“右”三部分，各自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不相同；“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依经济地位也可分成上、中、下三个细别，而其革命性因而也有所不同；“无产阶级”包括了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两部分，前者“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运动领导力量”；至于“游民无产者”则“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在对话一开始，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尤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其作用。对于毛泽东的观点，梁漱溟提出了质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对此，他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过明确的阐释。他认为：“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是相对于西方人的“团体本位”或“个人本位”而言。西方人要么强调团体高于个人，要么强调个人高于团体，中国人则既缺乏团体观念也缺乏个人观念。中国人强调的是处于团体和个人之间的东西，即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又不止于家庭。“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即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在伦理关系中的人“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所谓“职业分立”，则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阶级分立状况而言的。西方社会至少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一种阶级分立的社会，“在西洋社会中，中世纪时是农奴与贵族两阶级对立。到了近代，农奴因工商业兴起都市发达而解放；但又转入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所以西洋始终是阶级对立的社会”。然而中国社会与此前后二者，无一类似。中国长期以来就只有职业方面的分立，而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对立。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它还表现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政权始终是开放给众人而非垄断于贵族，“与西洋中世比较”，中国“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因此，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基本特性，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只能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不可能有所谓的阶级革命。因为“革命都出于阶级斗争，而国家都是阶级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