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性人民民主”的概念生成.docxVIP

“协商性人民民主”的概念生成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将中国实践中出现的政治协商现象定义为协商民主已获得广泛共识。协商民主作为西方概念以自由民主为语境，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政治协商实践的本质。实践中出现的“政治协商现象”，其理论前提是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适应政治发展新形势的表现形式，对这些“政治协商现象”的分析应坚持政治学话语建构的实践取向，以党的执政理论资源为基础，生成立足本土经验的“协商性人民民主”概念。 [关键词]协商民主；自由民主；协商性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 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将中国政治实践中出现的协商现象定义为“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已成为被普遍认可的方式。国内学者已经不再反思协商民主概念的跨语境交流是否准确，反而“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拥抱来自西方的这种新的民主理论，并很快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协商民主热”[1]。国外学者也使用“Deliberative Democracy”来表示当前中国政治中出现的协商现象，或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元素类比为西方协商民主[2]。客观地讲，在概念跨语境交流过程中，这种类似比附的方式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激活本土经验，有利于实现本土经验（统战、政协、群众路线等经验）的总结推广。 但严格意义上，在中国人民民主语境下出现的政治协商现象与西方自由民主语境下出现的协商民主并非同一事物的两种表达，两者是不同的政体类型。如果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存在“知音之感，那这纯粹是西方理论在中国出现的误读”[3]。在中国政治自觉意识薄弱时，以西方概念对应中国现象可算作权宜之计，但在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下，研究者更应成为萨托利所说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思考者”[4]，深刻认识到在中国特定语境出现的政治协商现象。应当明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會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立足点是人民民主，目标在于改善执政方式，完善人民民主形态，建立比协商性自由民主更为优越的协商性人民民主，其中的丰富内涵西方民主理论中的协商民主一词并不能完全体现。 一、协商民主的来源与特定内涵 词汇是思想的表征。通过考察“民主”思想史的发展，特别是考察“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发展过程，更有利于阐释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前因后果，也更利于准确理解Deliberative的特定内涵。 （一）自由与民主的内涵转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指代的对象并不一致。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价值观实现了从“城邦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从“自由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转变成公民拥有独立于国家的各种公民权利。在私人领域内公民可自由决定行为方式，公权力不得恣意干涉；在政治空间内，公民通过选举政治代表维护自身的利益，经过这一转变，自由演变成“个人—国家”维度上的价值取向，从国家本位转换到个人本位，或者按照贡斯当的概念，是从“古代人的自由”转换成为“现代人的自由”[5]（P40）。 现代人对自由的观念转变，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前提，即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他者（特别是国家公权力）无权对私人权利进行肆意干涉，“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就意味着不被他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6]（P171）。这种政治判断同时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对于公共生活，公民是消极的，并不强求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更不再要求实现古典时期强调的公民对城邦的责任。 与自由一样，民主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按照萨托利的说法，“古代与现代的民主观有多少差别，古代与现代的自由观就有多少差别”[7]（P311）。古希腊时期，民主意味着城邦公民通过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共辩论、公开演讲等方式，实质性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对公共事务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并不存在现代社会强调的“公私分离”、“个人自由”等问题，每个希腊平民都必须在城邦公共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近代以来，现代自由侵入民主的历史改变了民主最原初的意义，民主从民众的统治演化成为保护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政治设计，大规模的、实质性的公共政治参与反而成为特殊情况。特别是在密尔“代议制民主”、熊彼特“精英民主”的制度和理念框架下，民众对政治的重大参与仅仅局限在周期性的选举（Select）层面[8]（P171176）。当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程序意义上的最小化的民主（Procedural Minimum Democracy）就成了对民主的权威界定，至于公民是否在公共事务中充分发表自身的意见，公共政策是否反映民众真实利益诉求，反而成了民主内涵中可有可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