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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的圣人书写 何光顺 摘 要：向以鲜《我的孔子》组诗是现代汉诗写作的典范性文本，它也是当代中国诗人进行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实践，体现出确认自我文化渊源的民族诗人的身份自觉，并同时折射出当代汉语诗学的几个重要维度：一是现代汉诗重回诗歌之道的根性自觉;二是现代汉诗逐渐发展出一种倾听圣者声音的古典意象诗学之维;三是现代汉诗在面向古典并在山水历史里栖居的信仰重建。这几个维度是向以鲜的史诗性写作所开启的现代汉语诗学的新向度，它逐渐纠正了近代以来中国诗歌的信仰和根脉的迷失之弊。 关键词：向以鲜;《我的孔子》;现代汉诗;民族诗人;汉语诗学;文化共同体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此在生存的地基，沒有历史性的传统，就没有民族和文明。民族的边界不是固定的，文明的疆界也常常被突破，然而，那些为民族和文明筑基的本原因子和核心元素，却不会消失，并将伴随民族与文明相始终。每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文明传统，它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职责，就是从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处汲取力量，以实现其面向新时代的创造。四川诗人向以鲜的组诗《我的孔子》就是寻找华夏文明根基并为当代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夯实地基的“典范性”写作。我将这组《我的孔子》视作现代汉诗的“典范”，是源于对当代诗歌写作中某种积习已久的沉沦的警醒，那就是现代汉语诗人常常落入西方思想注疏的非此在性写作，他们以谋求被国际大奖认同为最高诗歌理想，却遗忘了诗歌和诗人所扎根的源生的土地、民族的血肉和个体的遭际。正是从这样一个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民族性和源头性写作角度来说，向以鲜的组诗《我的孔子》就尤其值得当代中国诗歌批评界予以认真关注。 一、现代汉诗的根性自觉：重回诗歌之道 中国诗人的母语是汉语，汉语就是中国诗歌的可见的身体。1998年王光明提出“现代汉诗”概念，对于当代中国诗人的语言自觉与文化身份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汉诗”的命名，有助于取代含混的“新诗”和“自由诗”概念，其重点在于强调“现代中国经验”和“现代汉语”，侧重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文化境遇的自觉建构活动。？譹？訛傅天虹等学者则提出“汉语新诗”概念，其侧重点在于整合汉语文化圈，以将汉语文化理解成一个没有政治边际的文化共同体。？譺？訛“现代汉诗”和“汉语新诗”概念的提出，突破了“中国”概念的政治和地理边界限制，却又有助于作为汉语文化核心区域的中国的影响扩大。只要用汉语写作，并认同现代汉诗或汉语新诗作为文化概念所携带的与生俱来的文化信息，一种从源头处而来的根性自觉与文化共同体感情便得到了确认。 这样，我们就看到当代中国诗歌的命名虽然突出了“现代”和“新”，但因为又受到“汉语”或“汉诗”的具有身体媒介的约束和限制，它的精神和灵魂也由此得以塑成。一个本原性的民族及其文化就在“现代汉诗”和“汉语新诗”的命名中被呼召出场，并从而显示出中国诗人较之于他民族诗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那就是由汉语的身体所携带的民族精神的秘密和灵魂的印记。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批评了以西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在向西方诗人偶像进行膜拜中所导致的民族性的失落？譹？訛，而这也就是向以鲜的朝向汉语文化源头处的本根性的诗歌之道开掘的重要意义。中国诗歌每当遭逢民族的命运性突变时，伟大的思者总是致力于向源头寻根。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刘勰在遭逢五胡乱华之后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深层用意，确立以汉语为介质的华夏民族的诗歌之道，以抵抗亡天下所可能带来的民族精神的坠落。 在“现代汉诗”和“汉语新诗”这两个概念中，我更倾向采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如此选用的原因在于“新”的意指略显模糊，而“现代”却是明确地强调一个民族从“古典”到“现代”的命运转换，它不仅在语言和情感上是现代的，而且强调一种现代性的精神，以培养现代国人和打造现代国家，并缔造国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对于现代和古典的结合中的汉语诗歌的使命自觉，我曾经在《世纪转折点上与知识转型时代的华夏史诗》中进行呼吁：“当历史行进到20到21世纪之交的全球竞争之世，现代汉语写作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酝酿100年，成熟的汉语诗歌写作便愈益成为当代中国诗人的自觉追求。……秉承远古圣谕，聆听上苍启示，重塑民族道统，开启自由哲思，培育民族诗魂，在上可比肩春秋战国的人文革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再次聆听到这样的声音：无上的荣光，属于思想者，神圣的写作，属于民族之诗人。” 在这种属于自觉命名的呼吁中，我采用了一种呼召式语言，强调荣耀、思想者、神圣写作、民族诗人等语词间的内在关联。这种语词的言说，就是我对“民族诗人”的命名。何谓民族诗人？那就是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渊源处而来所展开的对于民族道统及其历史天命的书写的诗人，即谓之民族诗人。民族诗人，必然是一位思想者，是具有先知式的神圣倾听者，他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