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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外交的形成、内涵和变化 【DOI编号】 10.*****/j.cnki.gjzw.***-*****6 在全球化时代，有相当规模的人员因为各种原因进行着方式不同的跨国流动。其中，出入境旅游是相当常见的类型之一，但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两者蕴含的意义截然相反。对出境旅游客源地而言，很容易把游客当作筹码，重视其杠杆作用;或以开放旅游目的地来扩大合作伙伴，鼓励本国旅游主体“走出去”，并在当地进行旅游开发、旅游投资等;或以提醒旅游目的地安全状态来降温旅游，变相实施限制甚至制裁。对入境旅游目的地而言，游客以外汇支出的方式消费当地商品和服务，促进了当地的设施建设、经济发展以及居民就业，因此，许多国家采取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多项措施，保护和开拓入境旅游市场。“国际旅游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与难以避免的国际事实，” 出入境旅游早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或社会活动，而是日益卷入国际政治议程，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形成对传统外交的补充。 旅游与外交本来并无直接联系，两者的结合主要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大众旅游的兴起及其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彰显。这导致许多国家不得不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去关注国际旅游活动，有意无意地赋予其外交的功能性或工具性特征，即借旅游渠道实现国家利益或以外交力量促进旅游发展。两者不断融为一体，既成为治国理政的选项之一，也丰富了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那么，“旅游外交”是如何形成的？其内涵及特征如何？已经或正在发生哪些变化？本文拟从国内外关于旅游外交的研究切入，回答这些问题。 一、关于旅游外交的研究 有关旅游与外交互动的研究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而且主要围绕旅游能否形成外交功能、旅游外交功能的表现、影响旅游的国际因素三大问题展开。 第一，旅游能否形成外交功能。旅游与外交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来不存在任何交集。这一度使人们对旅游能否形成外交功能难以达成共识。但随着出入境旅游的发展，国家理应把它当作对外交往中的权力资源已成为共识。霍尔（Hall）认为，旅游是外交、贸易、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是取得国际合法性、尊重威权制度的工具，是满足领土要求的手段以及实现和平的动力。 然而，仅从权力角度并不能完成旅游具有外交功能的阐述，还应基于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多轨外交、大外交等多种非传统外交出现的背景，理解旅游纳入外交范畴是对非传统外交理论的丰富，符合建构新外交形态的时代要求。 旅游外交能否形成，既应思考旅游活动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也不能忽视外交力量对旅游的支撑功能。 第二，旅游外交功能的表现。如果旅游能够形成外交功能，人们对其外交功能的认识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正面观点认为，旅游不仅有促进和平的可能，而且还可以成为愈合国家间裂痕的推动力; 旅游导致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彼此接触、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能为世界带来和平。反面观点认为，旅游一旦开始服务于国家利益，则完全可能成为新殖民主义或外交报复的工具， 而且更是经济制裁和贸易限制的工具。 旅游外交的最終目标是通过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的媒介作用，减少国家间偏见，促进国家间形成共识，实现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 第三，影响国际旅游的外部因素。对旅游的激励或限制，通常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晴雨表及延伸， 它既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也是国家利益博弈的产物。乌伊萨尔（Uysal）等通过分析中国国际旅游政策，强调国家间友好关系对国际旅游发展的意义。 布雷克与辛克莱尔（Blake and Sinclair）认为，国际危机事件是影响国际旅游的主要因素。国际危机事件首先表现为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常见的有犯罪、暴乱、政变、恐怖活动、战争等， 也表现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地震、疾病等灾难性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公共政策也会影响出入境旅游。如欧盟针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使本应流入欧盟的游客流向其他旅游目的地; 而欧盟与美国达成“开放航空区域”协议，则促进了美国进入欧盟的游客数量的增长。 由此可见，外交力量应成为旅游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旅游外交的形成及其条件 旅游尽管其本身历史悠久，但是成为一种外交形态的时间却并不遥远。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外交形成于二战后。 （一）旅游外交的形成 旅游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人员流动类型，几乎与人类的文明一样久远。近代旅游一度以西方为中心，包括18世纪的大旅游（Grand Tour）、19世纪早期的温泉和海滨度假地以及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建立的赢利性、商业化的旅行社。 到二战前，以吃、住、行、娱、游、购“六要素”构成的旅游开始成长为区域性的，具有一定经济、社会、文化意义的产业。国家也逐渐介入其中，如立法中出现带薪休假规定、设置旅游管理机构、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