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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决定脱贫成效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文明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但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贫困这个千古难题。当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个难题就成了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因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能根治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向贫困发起总攻，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从上到下尽锐出战。依托中国特色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加上数百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村干部，逐村逐户开展贫困识别，对识别出的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做到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最后，还要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 优越的制度可以创造丰硕的成果，卓绝的奋斗必然换来耀眼的业绩。据世界银行测算，按照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过去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脱贫奇迹举世瞩目。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197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曾高达97.5%，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不断大幅下降。按照每人每年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仅在十八大之后，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9年的0.6%，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降到551万人。今年我们必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方案高度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也想根治贫困，希望能找到贫困现象的成因。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社会中，生产力普遍低下，贫困很容易归因为生产不足。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贫困演变成了“丰裕中的贫困”。这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干预。这个学说风行几十年，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但一直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直到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仍然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须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阿马蒂亚·森之后，对贫困的终极原因的研究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西方学者似乎更愿意绕开这个问题去构建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经济体制，即所有商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以货币为媒介自由交换，每一种资源都能达到最有效率的使用，价格机制与市场运作可以带给社会最大的福利，有关各方都能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但这样“完美”的分析框架无法说明为什么社会中总会存在得不到资源合理配置的贫困人口。对于这一理论缺陷，有造诣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并不讳言。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著名经济学教科书中承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 2019年，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研究法”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找到了贫困的终极原因，恰恰相反，他们对这个“大问题”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该把贫困问题分割为更小、更可控的具体问题，比如改善教学效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措施是什么，然后通过周密设计的实验方法找到这些具体问题的答案。例如，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只要对完成接种的村民奖励一包干豆，就能把接种站所在村庄的疫苗接种率增加7倍。显然，这种绕开大问题去关注小问题的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理论虽然至今都没搞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