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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衡水市-沧州市”城市链发展构想 關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衡沧城市链;多节点城市环;宁安片区;“第三极”城市体系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0.04.004 京津冀发展战略盘活了以京津大都市为核心的覆盖京津冀三个省域行政区域的多层次城市体系，与此同时，石家庄市也提出了构建京津冀城市体系“第三极”的发展格局。京津石三角形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因此长期以来学界围绕京津石三角形、京津保三角形以及京津雄安三角形展开广泛讨论。在北京副中心和首都副中心设立以前讨论热点聚焦在北京副中心和首都副中心，在北京副中心和首都副中心设立以后，讨论热点集中在京津冀跨行政区划城市体系的构建层面。在通州区与廊坊市的“北三县”整合为北京副中心以及雄安新区设立后，京津冀城市体系的发展格局得到了调整，在京津石三角形内正在形成新的城市体系发展格局。在诸多文献中，有关“保定市—雄安新区”“石家庄市—保定市”“保定市—沧州市”“石家庄市—衡水市”“沧州市—雄安新区”“衡水市—雄安新区”等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依托区域中心城市构建城市团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这表明专家学者开始重视突破行政区划构建城市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善的依托区域中心城市构建起来的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是产业布局、资源布局以及提供合理政策支撑的基础，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城市的空间布局进行前瞻性思考，理顺相邻行政区划间的关系并构建起跨行政区划的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形成的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就成为京津冀腹地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在讨论京津冀腹地城市体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也要考虑区域中心城市与县级乃至乡镇级中心地间的联系，在雄安新区设立后，不仅要将关注点放在京津与雄安的互动格局层面，还要强化雄安新区与周边城市间的关系层面。雄安新区与衡水市、沧州市构成的三角形是需要进行前瞻性思考的区域，需要前瞻性地构建“雄安-衡水”“雄安-沧州”“衡水-沧州”城市链，在京津冀腹地内形成“多节点”的分散发展的城市体系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根据京津冀腹地内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按照“分步+分区”发展方式有秩序地进行，在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前提下，构建起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在雄安新区、沧州市和衡水市三个城市间的关系中，“衡水-沧州”城市链的建设显得更为突出，这条城市链的两端实力相当，都需要依托辐射力更强的区域中心城市才能得到发展，这就更加需要在两个城市的整合方式上进行前瞻性思考，两个城市之间包括献县、武强县、深州市、泊头市、南皮县、东光县、阜城县、武邑县等县域行政单元，在彼此间的整合方式、次级城市团的构建以及依托乡镇中心地构建城镇组团等方面都需要进行前瞻性考虑①。 一、“衡水-沧州”城市链构建的区域经济学依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京津冀腹地内的诸多不同层级的中心地提供了发展机会，需要通过加强区域中心城市与县级城市乃至乡镇中心地之间的联系，强化中心地之间的联系，完善城市团、城市链的建设，对不同层级中心地之间的关系进行前瞻性思考。 （一）聚集→扩散→次级中心地：大都市发展的三种形态 世界大都市的发展规律表明，从聚集到分散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过程。在聚集阶段内，资源基于聚集效应而向城市中心区集中，这时期单位土地资源由于仍然存在容纳资源的潜力，资源集中布局仍然存在获利潜力，随着资源集中密度提升，彼此间的竞争程度也在增加。当资源聚集程度超过一定点后，资源的边际收益迅速下降，由于容纳资源的物理空间变得非常狭窄而在发展中表现出较强的排他性。在趋利性动机的影响下，资源会逐渐从城市中心区撤出而向城市边缘区布局，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腹地内由于资源密度下降，彼此间的竞争程度降低，相应区位上的地租水平也会降低。资源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边缘扩散一方面缓解了城市中心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城市边缘区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当更多资源在距离城市中心区的区位上聚集时，在相应的区位上就会产生与中心城市高效互动的专业化次级中心地，分担由大都市疏解出来的职能。当次级中心地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会沿着与大都市一样的轨迹分散职能。按照这样的发展秩序，在既定腹地内就会形成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多层次城市体系。克里斯塔勒通过研究德国南部地区的城市体系结构构建起了多层次的中心地体系，并且分别按照交通原则、市场原则和行政原则计算出了高级别中心地与低级别中心地之间的比例，虽然在模拟中心地等级体系过程中抽象掉了区域内的非均质化的地理因素，但中心地等级体系的正六边形模型对区域内城市体系的构建能够发挥参考作用，并对区域内的城市体系的构建提供前瞻性指导。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