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与朱谦之在“诗乐”上的态度.docxVIP

古史辨派与朱谦之在“诗乐”上的态度 [关键词]古史辨派；朱谦之；《诗经》；“诗乐”；态度 一 古史辨派，又称“疑古学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学术流派，①其创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前者顾氏发明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后者钱氏自称为“疑古玄同”，以“新知”亮剑于学术界。不可否认，古史辨派的诞生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方法与实践有关，也不可小觑胡适的“历史的演进法”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说”之间的传承关系。放眼看去，这股疑古浪潮并非“空穴来风”，可谓古已有之，如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为精辟！以后，宋、晚明、清初均有疑古之风存，如宋代的刘知几，晚明的胡应麟，清代的姚际恒、崔述等。若说西方，则近代以来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杜威的“实验主义”等思想。总之，就民国时期诞生的古史辨派而言，他们在当时的环境里注重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意图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实现“创造性的转换”，②在学术界确实产生了莫可估量的生命力，而笔者关注的仅仅是其中对“诗乐关系”的论述。 朱谦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因其学术趣味与研究领域广泛，有“百科全书式”学者的美誉。终其一生，在音乐文学史、哲学、宗教学、东方学等方面贡献卓著，均有大量著述传世。③就其音乐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音乐的文学小史》《凌廷堪燕乐考原跋》《中国音乐文学史》《希腊与中国音乐之交流》等。朱谦之与古史辨派在对《诗经》中“诗乐”的学术态度上，有很多见解一致的地方。 二 早在1923年，古史辨派掌门人顾颉刚先生就撰文在《小说月报》上向二千年来的诗学传统发难进攻。④他以疑古学者的锋芒批评义理派的诗学把《诗经》的真相“全给弄糊涂了”，⑤这就“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觉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东西，决不知道是一座碑”。所以他说自己要“做一番斩除的工作，把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都肃清”，也希望能够“洗刷出《诗经》的真相”。他在说明自己做这篇文章的动机时说：“最早是感受汉儒《诗》学的刺戟，觉得这种的附会委实要不得，后来看到宋儒清儒的《诗》学，觉得里边也有危险”，再之“给求真的欲望所逼迫”而不得不妙手秀文章了。①《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一文，不难看出古史辨派对诗乐关系的讨论，实际上与对《诗经》中歌谣的整理有关。需要注意的是，顾颉刚等人所说的歌谣，“已经不是先秦两汉所谓‘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而是把歌谣引申为民间的歌唱”，②也就是民歌。 胡适先生作为古史辨派的“引路人”“参与者”与最终“分道扬镳者”，③也曾发表过多篇论说《诗经》的文章，惟有一篇1925年的演讲录《谈谈〈诗经〉》略及《诗经》与歌谣的关系，且劈头就将《诗经》作为经书的价值否定掉，只承认“《诗经》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④据实而言，胡适在《诗经》与“用乐”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创见，至于他所谓的“《诗经》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一说笼统而不科学，因为《诗经》中有少量的作品是没有歌词的器乐曲。但是，他认为“（诗经）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⑤确属新知卓见。 倒是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关于《诗经》的几篇讨论文章，对于诗乐关系的考查最有价值。按其发表的时间顺序，依次为《〈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和《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顾之论见，价值何在？先看《〈诗经〉的厄运与幸运》。⑥该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传说中的诗人与诗本事》，指出周代的音乐很普及，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均有歌唱的喜好，故而《诗经》就是“入乐的诗的一部总集”，诗与乐是分不开的。 第二部分《周代人的用诗》则着重讨论了周代人对于“诗”的态度及“诗”的运用场合。顾颉刚指出“《国风》中的大部分是采自平民的歌谣，……在大小《雅》里，采的民谣是少数的（如《我行其野》《谷风》等），而为了应用去做的占多数（如《鹿鸣》《文王》等）。《颂》里便没有民谣了”。在顾颉刚看来，春秋时期，《诗经》的流播十分广泛，“当初做诗时虽分阶级，而后来用诗的便无阶级”。同时，《诗经》也是为着种种的应用，如典礼、讽谏、赋诗、言语等而产生的，其中既有民间采集再加工整理而成，也有直接由乐工作出来的。所以，在战国之前，人们“对于这些入乐的诗都是唱在口头，听在耳里”。⑦ 第三部分《孔子对于诗乐的态度》，他认为孔子处在“乐诗”的存亡之交，即当时音乐界出现了三个趋向。⑧第一是僭越，即超越用乐的等级来享用音乐。第二是新声的流行。“新声是不合于诗，不合于礼”，音乐上十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