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外交的困境与对策：数字化媒体外交的兴起.docxVIP

媒体外交的困境与对策：数字化媒体外交的兴起 [关键词]媒体外交；数字化媒体外交；公共外交 [DOI]***-*****/jcnkizgsc***-*****5 媒体外交最初指一国政府通过大众传媒与他国民众进行交流，后来新闻工作者本身、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智库等行为体越发主动地借助媒体平台设置国际事务议程，行使了部分外交职能甚至达到了部分外交目标，因此他们的行为也被纳入媒体外交的范畴之内。 1媒体外交的兴起与困境 冷战期间，媒体外交的实践陆续出现，20世纪90年代，这一概念开始被学者广泛关注。其中，美国政府在伊朗人质危机中的表现是这类实践的早期代表，因为无法和伊朗革命者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卡特总统只能在华盛顿发表电视讲话，针对“德黑兰或库姆那些也许在听的人”。类似的例子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无论是英阿马岛战争，还是美苏日内瓦会晤，媒体在传递信息、引领舆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本身也会掌握外交的主动权，由“传声筒”变成“发言人”，所谓构成了“媒体经纪人外交（Media-broker deplomacy）”模式。譬如任职于CBS的克朗凯特帮助实现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历史性会晤，充当了外交官的角色，而且“任何职业外交官都会因这样的成就而极其自豪”。 基于这些事实，媒体外交一度被寄予厚望，被认为能够有效增进国家间的了解和信任、推动协议的达成。但时至今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各国通讯社、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物、对外新闻中心在有效传递信息的同时还面临着很多不可控因素，甚至产生负面影响。“CNN效应理论”强调新闻媒体在政治争端出现时会通过大量的报道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这会使后者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理性的判断。即使是Al-Jazeera（卡塔尔）这样由国家部分拨款运营的媒体也会成为政府的“头痛之源”，因为其报道往往激化卡塔尔与其他国家间的矛盾。与之相对的，常常被外国公众所秉持的“制造同意理论”倾向于将媒体理解为国家宣传的工具，使公众产生抵触情绪。在“9·11”事件之后，美国针对中东地区建立了作为外交工具的Radio Sawa广播台和Al-Hurra电视台，结果收听、收看相应节目的阿拉伯学生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态度反而变差了。20XX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之音（VOA）作为进行媒体外交的主力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失了1850万听众，其中英文广播流失听众1050万。 这就引出了本文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大量依靠大众传播进行外交的实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当下的媒体外交该朝怎样的方向发展？ 2“媒体”与“外交”的内在矛盾 现有对于媒体外交的研究普遍缺乏从“媒体”和“外交”两个领域同时出发的解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媒体外交作为国际传播的实践，重点被关注的是规模效应和传播机理，即信息在多大范围内和经过怎样的过程到达了受众，至于外交目标是否达成则很少被讨论。在外交学领域，媒体外交作为立体化外交中的一个层次，重点被关注的是其连接国际社会的优势，而人们常常忽视复杂的传播机理随时可能造成舆论的转向。 媒体外交不能把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和外交工作简单地“绑”在一起，因为它们在内在要求上存在着三点矛盾： 第一，媒体的客观性与外交的立场性的矛盾。19世纪中后期兴起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将服从事实和平衡报道等作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后就一直作为各国媒体工作的标准。但外交立场的确定在根源上要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以，媒体外交常被看作是对媒体客观性和独立性的破坏，新闻报道一旦带上了外宣的性质，就容易引起外国公众的抵触情绪，并且连带着对该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反感。这是美国对其对外媒体大量财政投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原因，“国际信息办公室的目标几乎被简化为纯粹在一系列问题上为美国政府的立场做宣传，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国家和社会对美国的好感，或者至少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策。”国家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但他国的反宣传工作和公众日益敏感的判断力往往让单纯的外宣初衷适得其反。 第二，媒体的时效性与外交的谨慎性的矛盾。媒体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事件做出回应，而且事件越重大，对速度的要求越高。因此，消息常常呈现碎片化，媒体可以引入不同信息源的解读和猜想，甚至通过新的消息推翻之前宣称的“事实”和态度，引发舆论的转向。而政府在外交问题上需要全面、理性地分析局势，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公共声明，一旦声明确立，驻外使领馆、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延伸机构都必须按照该口径在全世界解释本国的政策，决不能随意变换立场。所以，即便媒体和政府在原则上保持立场一致，面对具体事件时还是两套人员在同时工作，尤其是广播和电视自身带有评论功能，往往政府还没有拿出一个“看法”时，媒体就拿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