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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今天，我国音乐界再次提起萧友梅并在他的家乡举办这样一个学术思想论坛，当然与举国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有关，与广东省、中山市相关单位深切怀念这位出自南国且对我国新音乐发展做出不朽贡献的文化名人有关。而笔者作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者，则更愿意从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这个角度，对萧先生的音乐思想及其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实践做一番综合研究和跨世纪回望，并将我的思考和结论如实写来，供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一、萧友梅对我国新音乐发展道路之战略设计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西学东渐”而引发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宏观语境下，与整个思想文化界掀起的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我国音乐界同样处在世纪初的转型与重构这一历史性阵痛的过程之中，“20世纪中国音乐向何处去”这一历史性诘问始终萦绕在音乐家们的心头，成为一种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理论情结。持各种不同政治观念和艺术见解的音乐家思想极度活跃，从各自的理论立足点出发，为中国音乐之未来发展探寻路向、寻找答案。故此各种思潮、观念纷纷登场；多种不同的战略构想和理论设计之间相互切磋、彼此辩难、平等争鸣，一时形成理论活动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这些战略构想的主要理论倾向看，大致可将它们概括为“全盘西化”思潮、“国粹主义”思潮和“兼收并蓄”思潮。 （一）发展道路之“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主张 音乐界“全盘西化”思潮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匪石1903年发表的《中国音乐改良说》 一文，批判锋芒直指古之礼乐和今之俗乐，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高呼“西乐哉，西乐哉”；此后，曾志忞提出“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大破坏不可，非大破坏而先大创造亦不可” ，其主张与匪石庶几近之；及至30年代，欧漫郎更提出：“中国音乐目前需要音乐不是所谓‘国乐’而是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并直接亮出“全盘西化” 的旗帜。由此可知，音乐界的“全盘西化”主张，自19－20世纪之交始，至20－30年代，一直是一股强劲的思潮和有力的主张，并在我国乐坛上有大量拥护者。 实际上，音乐界这股“全盘西化”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政治民主、经济发达、军事强盛、雄傲世界的王霸之气，看到了西方音乐自文艺复兴以来兴旺发达、大师云集、佳作迭出的繁荣气象，企图“远法欧西，近采日本”，全盘引进西方音乐的理论与技术来取代被视为全面落后于西方的中国音乐，以启民智、振国魂。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既没有看到包括音乐艺术在内的文化之根基在于民族性，因此不能也无法直接“植入”，更没有看到我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旧乐和生机勃勃、无限丰富的民间俗乐是一笔极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有待有识之士加以传承与发展。这种一切以洋为高、惟洋乐之马首是瞻、鄙薄本国本族音乐文化的主张，其深层乃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它之被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新音乐实践所抛弃，实乃势所必至、理所当然。 有鉴于此，音乐界“国粹主义”思潮对我国旧乐受到的巨大冲击有刻骨铭心之痛，对西乐的传入、学堂乐歌和新乐运动的崛起忧心如焚、极度反感，怀有“移宫换羽之痛”，竭力主张全面抵御西洋音乐的影响，提出“复兴雅乐”、“复兴古乐”、“复兴国乐”等口号，力图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进程纳入“国粹主义”的轨道。其代表人物孙鼎及其《中国雅乐》 文、童斐及其《音乐教材之商榷》 文、罗伯夔及其“以夷乱华” 说，郑觐文乐歌集《雅乐新编》之郑觐文自撰绪言及周庆云序 ，皆全面阐述了他们的主张。郑觐文为践行其“国粹主义”主张，除著书立说外，于1920年创立以“发明雅乐之真理，提倡雅乐为宗旨”的“大同乐会”，主张通过复兴宫廷雅乐以有助于世界大同的实现。 实际上，音乐界的“国粹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看到了传统音乐文化在西乐和新乐的巨大冲击下岌岌可危的颓势，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保护它、抢救它、复兴它，使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传统得以继续存活并发扬光大，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见解；但他们却没有看到时代发展和音乐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看到中国传统音乐远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民众心理的事实，没有看到在时代变革的大洪流中音乐变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在弃绝民间俗乐的同时又拒绝学习西乐，而将中国音乐振兴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复兴雅乐”之上，企图以不变之音乐应万变之时代，实乃迂阔不智之论，它之所以被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新音乐实践所抛弃，亦属势所必至、理所当然。 有趣的是，“全盘西化”思潮与“国粹主义”思潮在根本的理论立场上处于极端对立的两极，但其赖以思考和论述问题的思想方法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用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模式来解决复杂的中西关系以及中国音乐的未来走向问题，否认中西音乐在彼此交流与碰撞中有相互嫁接与交融以萌生新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