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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的演进、机理及其中国意义 【DOI编号】 10.*****/j.cnki.gjzw.***-*****1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的出现，主要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历史性忧虑。当然，自现代国家出现以来，如何采取恰当的方式确保国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所支配的环境中生存、延续乃至兴起，一直是诸多国务家尤其是那些在特殊历史时刻和复杂安全环境中亟须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国务家思考的首要问题。然而，由于现代战争规模急剧扩大、破坏力大幅提高及其对国内社会特别是国家决策的冲击力空前增大，20世纪以来的诸多政治或军事天才不得不承认战争仍是也必将是国家确保生存的关键方式，同时他们开始考虑改变近现代以来军事战略时常干扰、改变甚至主导国家总体政策的倾向，使战略决策（特别是考虑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回归到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归纳，构建一种具有明确和长效的政策目标，以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类手段相互协调的国家战略，以维持国家在愈发紧张危险、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的生存。 尽管大战略思想和理论雏形在19世纪初已萌生，但现代大战略概念的提出及系统的理论建构则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才得以出现。 冷战期间，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核均衡态势的大体形成，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战略學术体系的构建速度陡然加快。很多国外学者开始对通过战争之外的方式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关大战略的学说和理论由此大量涌现。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上升，大战略研究由于其宏大的格局视野和突出的政策实用性，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战略决策界的格外关注，并在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强国的政策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大战略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亦受到空前重视。在当前国际权势发生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借鉴西方大战略研究的学理成果与历史经验，如何汲取中国大战略的传统精神，如何看待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及其对策，等等，学术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愈益激烈的讨论。随着这场理论与现实意义均堪称非凡的学理激辩的深入，一个适应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大战略理论体系也在加速构建中。 一、大战略理论的萌发及其历史演进 在拜占庭帝国皇帝、“智者”利奥六世（Leo VI）提出的“战略”（strategía）概念在时隔近千年后被西方世界重新发现并使用后不久，部分西方学者、军人和政治人物便开始对这一直接服务于军事作战行动的概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 特别是在19世纪初，受到大革命后的法国在欧洲大陆取得一系列胜利的触动，英国的政治、军事精英显然认识到集统帅、国务家和军事指挥家于一身的拿破仑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上的巨大优势，他们尤为赞叹拿破仑在实现法国总体政策目标上运用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的统一性和灵活性，进而提出战略不应当仅局限于战争和战场，而应将之区分为“统帅的战略”或“大战略”与“战场指挥官的战略”两个层面。 尤其对国家而言，在安全挑战日趋多样化、决策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国务家为实现国家的总体目标必须重视宏观战略的设计与实践，开大战略理论研究之先河。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使西方战略学界更加充分认识到构建大战略学理体系，进而为国家决策提供理论指导的重要意义。一战结束后，考虑到英国在战争中基本上放弃了其自18世纪以来长期坚持的主要依靠海上封锁、财政资助和外围作战的所谓“英国作战方式”，代之以向陆上主战场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履行所谓“欧陆义务”的战略决策，20世纪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学家利德·哈特（Liddell Hart）力主在国家的宏观政策统筹中构建一个节省的、适度的、有节制的和有弹性的大战略。他强调国家在将作战力量投入战争的同时，必须考虑并应用财政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伦理压力来削弱对手的意志，必须注意估算国家的总体资源，包括经济、军事等现实资源，以及士气、道义等精神资源。而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此类的大战略，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即使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将因代价巨大而使国家及其人民无法改善既有的境况。”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军事思想家、战略史学家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也分析了构建大战略对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大国雄心的国家）的重要作用。世界大战中凸显的战争复杂性、高昂的战争成本及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全面冲击，促使厄尔坚持战略务必超越以往的“军事中心”倾向，即战略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军人的专利”和“限于战时的对策”，相反，它应是“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贯穿平时与战时、连续的和长时段的过程，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战略的目的不再仅限于赢得战争，而是为国家提供安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