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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国际关系变革趋势与中国外交进取思路 近几十年来，战争冲突的禁忌在增加，军事的权重与便利程度下降，来自各方面的制衡和约束正在发作用，外交手段、软实力等因素重要性凸显。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已经网络化密布在人类社会各个角落，从政治到安全、从贸易到生态，规则无处不在，而且迅猛发展。虽然某些国家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各种国际利益集团与中小国家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国际组织或制度内部的官僚化惰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效能，但总体上国际制度的推进已经不可阻挡，覆盖面不断扩展，执行力度、履约强度逐步提高。本文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 ”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关联与差别 在中国，通常的理解是存在着两个“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 ”和独立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 “外交理论”。这两种理论确实有所区别。“国际关系理论 ”是整体性地解释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现实及预测未来的知识体系，应当具有严格的学术性，其理论的范式发展、假设的提出和论证各种因果关联，是以政治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与界定的；而 “外交理论 ”则是基于国家和政府对外交往的战略需求及利益需要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和政治含义。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保持中国外交延续性的基础上，对外交思想追本溯源、对外交形势统筹兼顾、对外交前景审慎布局的同时，以融入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的方式为之赋予创新底色。中国学者将外交理论置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具有深刻的 “中国根源 ”：一是中国话语环境中 “泛理论化 ”的现实，即中国人常常习惯于将重要的、具有思想统一性的观念直接等同于理论，并不深究是否真正具备 “理论 ”的标准含义，二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背景变化巨大，中国外交从政策到思想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中国外交迫切需要在观念、思想上产生系统性的论述与解释系统。建立和建设中国的外交理论，反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指导思想 “求新顺变”的内在需求。其根本动力在于摆脱形势变化迅速所导致的被动应付，在思想、观念和认知能力上 “变被动为主动 ”。中国外交实践基本上是这两种力量碰撞、妥协与融合的过程。结合这两大 “力量 ”，依据中国的利益、推动中国所认同和可以贡献的规范，进而形成和确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认知系统，是理论 “中国化 ”创新进程的重要环节。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国际关系理论的 “中国化 ”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一方面，不仅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基础上的 “中国化 ”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外交理论的 “中国化”提供智力支持，也是外交理论不断更新与发展的“台阶 ”。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的界限。 二、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角度与方法 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开始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首先，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論研究的 “国家定位”问题。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国家不仅构成了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必然在“单位层次”上产生各种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国家根源。研究中国理论的 “国家定位 ”问题，不仅是研究中国利益、中国战略、中国风格，同时也需要研究影响与决定政策与观念的“中国变量”。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发达国家为所欲为的场所，又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驱动因素。全方位的对抗与斗争导致新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金融领域不断被边缘化，最终影响到国际影响力与世界地位。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但政治改革、社会公平、民族关系、软实力等方面进展乏力、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凸显。如果继续将狭义的经济发展视为一切问题的“关键”，认为只要抓住“老鼠”就可以，极易形成“路径依赖”与发展惰性。唯经济论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但不能一直如此，仍需寻求新的突破点与增长极。当前，利益的多元分层、日益活跃的社会力量导致各方需求结构的复杂化、差异化，这一点意味着国家的开放和进步，表明决策者需要警惕和避免使用简单僵硬的思维方式、固定不变的认知思路。利益的复杂组合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既要有顶层设计，宏观布局，又要建立动态、多层次的复杂平衡关系，对不同事态给予微妙而恰到好处的回应。 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方面与中国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积极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过程中，必须时时体现其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就是正确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