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二胡音乐创作.docxVIP

“文革”时期的二胡音乐创作 打开文本图片集 二胡音乐创作自第一首创作曲《病中吟》诞生以来，在２０世纪经历了初创、发展、繁荣等不同时期，“文革”十年（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属于发展时期中的阶段之一。“文革”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特殊的时期，史称“十年浩劫”，由于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导致该阶段文艺发展出现了一定的扭曲，促使二胡音乐创作形成了两个差异明显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开始之后的前五年，没有一首二胡音乐作品产生，处于“停滞阶段”；第二阶段是“文革”的后五年直至“文革”结束，共产生了４２首二胡音乐作品。然这些作品由于受到各方面环境因素的作用，以及音乐创作思想的束缚，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显示出较大的时代局限性。 一、二胡音乐创作概况 “文革”时期的二胡音乐创作，从下列图１－１中可以看出，十年是以１９７２年分为前后两个非常明显的阶段：无作品产生的第一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和先后产生４２首作品的第二阶段（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第一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举国上下“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文艺界、教育界都无一幸免，人人都被迫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二胡音乐创作出现了长达５年之久的“停滞”阶段，没有产生一首作品。 到了７０年代初期，随着党对恢复经济的初步重视，文化环境有所好转，二胡音乐创作也随之进入“缓慢”发展的第二阶段。一些深爱二胡的演奏家和作曲家们又开始拿起丢弃多年的笔，一共创作了４２首颇有特色的二胡音乐作品。一方面，禁锢了多年的创作欲望终获解放，满怀喜悦的心情挥笔而出，比如《喜送公粮》（顾武祥、孟津津，１９７３），《喜唱丰收》（杨惠林、许讲德，１９７２），《奔驰在千里草原》（王国潼、李秀琪，１９７３），《怀乡曲》（原名《台湾人民盼解放》，王国潼，１９７３），《豫乡行》（原名《喜唱公社丰收年》，宋国生，１９７４），《红旗渠水绕太行》（闵惠芬、沈利群，１９７４），《草原新牧民》（刘长福，１９７４）等；另一方面，这阶段虽然创作激情有所萌发，但一些政治化的文艺指导思想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创作之笔，尤其是“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宗旨仍然是音乐创作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曲作者创作了一批激情满满且具有典型时代烙印的二胡音乐作品：《五指山上红旗飘》（高金香，１９７２）、《赞大寨》（王国潼、刘昆，１９７４）、《知识青年驾铁牛》（朴东生，１９７４）、《誓把青春献草原》（司宝峰，１９７５）、《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赵砚臣、高燕生，１９７５）、《山乡邮递员》（程辉庭，１９７５）、《宝塔山下新一代》?穴周耀锟编曲，１９７５?雪、《庆丰会上话今昔》（张寄平，１９７５）、《肩挑扁担送肥忙》（李秀琪、王国潼，１９７５）、《丰收秧歌》（高明、关铭，１９７５）、《革命故事会》（宋国生，１９７５）、《鱼水情深》（张维臣，１９７５）、《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王君莳、陆浦宁、李镇东，１９７５）、《咱队走的是大寨路》（骆季超，１９７６）等。这些作品多数发表在《活页器乐曲（二胡－２—２６）》、《心向北京唱丰收》和《宝塔山下新一代》①上，也有部分作品发表在《少年二胡器乐曲选》上。“文革”时期的二胡音乐创作详细情况见文后附表１。 二、艺术特征 “文革”十年间，文艺事业高度强调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这种极端局限的文艺政策导向下，二胡音乐创作领域也随之深深地烙上了该时期特有的印记，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化题材、颂歌性主题，单一性结构，单一调布局，地方性语言。 １．政治化题材 早在１９４２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文艺宗旨，６０年代周恩来又强调“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三化”的文艺方针，“文革”前夕江青又推出“在所有的人物当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的正面人物当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文艺指导思想。这一系列的文艺“指挥棒”促使“文革”时期的二胡音乐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上出现一边倒，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据统计，在“文革”时期的４２首二胡作品中有２３首是以社会主义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题材，其比例超过该时期二胡作品总数的一半，占５４．７６％，如《喜唱丰收》、《肩挑扁担送肥忙》等；有６首作品是以军人为描写对象，叙述了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苦练本领以及和军民的和谐关系的“兵”题材，其比例在该时期二胡作品中占１４．２９％，如《练兵场上》、《骑马挎枪走天下》等；“工人”也是该时期二胡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类题材，有４首作品得以体现，在该时期二胡作品的份额中不是很重，占总数的９．５２％，如《机轮飞转歌声扬》、《大庆花开遍地红》等。这样，以“工农兵”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