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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定位与学术立场 一、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交叉视角 问：赵老师，您是中外传播学界知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近年来，您又致力克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种族、民族国家理论等方面的局限，发展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过据我所知，即使在西方，这一领域也基本是男性学者主导的领域，您能讲讲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处理性别问题和您自己是如何在学术中处理性别问题的吗？ 赵月枝：的确，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男性学者占主导地位，而文化研究领域，女性学者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更多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更重视生产、所有权、管制等“硬”性问题，而意义和消费等“软”性问题处于次要地位的倾向。当然，这也是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研究各自的局限性所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从一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就有活跃的女性学者，她们对这一领域中如何从阶级与性别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阿芒·马特拉的夫人和学术伴侣米歇尔·马特拉（Michelle Mattelart）、美国批判传播学者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等学者就是这种交叉研究的开创性人物。詹森还写过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依附之路》的书评，在与她的通信中，思迈斯对詹森有理论深度的书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我主持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的思迈斯纪念讲座期间，我邀请詹森来作思迈斯纪念讲座，詹森还把自己与思迈斯的学术通信给我，让我补充西门菲莎大学的思迈斯档案。在加拿大，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米歇尔·马丁（Michele Martin）1991年出版的有关加拿大电话系统发展中女接線员和女性使用者的关键角色的研究，堪称阶级和性别交叉分析的经典。我自己早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授课时，就把她的书当必读书。到了20XX，一群女性主义学者，更是出版了一部名为《性与金钱：媒体中的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的论文集，从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讨论这两个领域的交叉和更好的融合。 至于我自己，性别视角不是我聚焦的核心，但我在研究中也不是对性别问题没有关注。比如，我在很多年前有关街头小报的一篇文章中，就突出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性别维度。在20XX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中，我在对媒体的结构和话语的分析中都体现了性别视角。当然，性别维度更是我致力于发展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框架中的交叉分析方法的核心内涵之一。 问：那么，您做过专门聚焦女性问题的研究吗？是否经常参加女性主义与媒体问题的学术活动？ 赵月枝：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不过，我在这方面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有行动研究的取向。早在很多年前，我刚刚从美国回到加拿大任教，就从一位女性主义媒体行动研究者那里接手了一项旨在改变加拿大主流媒体有关针对妇女的家暴问题报道框架的研究。这位学者是我在西门菲莎大学的学姐，博士毕业后，她以西门菲莎大学一个非政府学术团体为基地，申请到了本省妇女平权组织的一项行动研究横向课题。她到东部任教后，我就成了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在分析媒体报道框架的基础上，我把相关媒体批评研究成果带到社区，对妇女组织中的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媒体素养和新闻实践方面的赋能训练，从而改变主流媒体对妇女，尤其针对妇女的家暴问题的报道框架，促进妇女与媒体表征关系从被动到主动转变。 现在回想起来，这项研究是我后来在浙江缙云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论前导和启发性研究之一。20XX10月，我应邀在丹麦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北欧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知识生产、认知正义与‘南方认识论’：对作为实践的跨文化学术的贡献”的主旨发言，阐述阶级、性别、南北关系的交叉视角和通过重构全球知识与权力关系来发挥学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尤其是建立更平等的传播秩序中的作用。后来，我不但自己组织过西门菲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性别传播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而且还在20XX夏天参加了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研究论丛》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举办的“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研讨会。 作为参与式行动研究取向的体现，我建议“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会议的组织者允许我带一位缙云的妇女代表参会。在缙云县委组织部的推荐下，缙云县妇联主席参加了会议。她应主办者的要求，作了缙云妇女在乡村春晚中的关键作用的发言，效果非常好。此后，我自己也带着一位博士生，以缙云田野调研为基础，写了一篇《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妇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