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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解析“中国方案”的历史溯源和现实考量 【关键词】全球传播；命运共同体；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世界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少数国家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掌控着世界大部分新闻、信息和舆论的生产和传播，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建构起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旨在维护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的优势乃至垄断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于这一“秩序”，被控制、受支配，其境遇诚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 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换言之，话语并非仅仅是“纸上苍生”，更是一股以社会实践为主体的、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力量。在持续的表述过程中，话语背后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反复被强化。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不仅施行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层面的征服，同时也进行“软实力”维度上观念、文化的隐性植入，二者同步施为，并行不悖。在全球传播领域，由于西方国家先期掌控了媒介平台和传播技术，并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归化为“常识”，引导其他国家的受众自觉认同“普世标准”，进而构建和巩固前者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也是西方国家推行包括“话语霸权”在内的“全方位宰治”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870年的世界三大通讯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缔结“联环同盟”，与当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美联社联合签署了《通讯社条约》（或称“三社四边协定”），借此垄断并瓜分世界新闻市场，合力压制与排斥各国本土新闻机构，迫使后者只能遵循西方的口径和视角来呈现新闻事件。虽然1934年美国以“妨碍信息自由流动”为由，联合列国共同废止了这一条约，但其真实原因是由于后者只允许美国媒体报道北美地区的新闻，限制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话语权。有鉴于此，《通讯社条约》的废止是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构建并强化了以“美利坚秩序”为核心的新型霸权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20XX世界GDP总量排名前6的国家中除中国外，都是近代主要的殖民国家，大多是当年“联环同盟”的发起国和参与国，可见，现今的国际政治版图与历史上的殖民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它们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优势积累也同样延续至今。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仍占据着国际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制高点，“双头（美英）主导、西强东弱”的整体格局也并未明显改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在信息覆盖和舆论声势上仍然居于弱势地位，且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即信息、符码、观念在全球范围做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时性流动。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围绕建立“公正、均衡、平等”的全球传播新秩序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在重构全球新闻传播秩序的进程中有以下一些标志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开展的大论战，以印度为首的不结盟国家号召破除旧有信息传播体制，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简称NWICO）。二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发起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简称WSIS）。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行动的主导者除了来自发展中国家之外，其中也包括像“传播学之父”、美国学者施拉姆等一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但是，这两项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影响深远，但最终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局限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在这两项计划的讨论和实施中基本处于“缺席”或“失语”的境地。 另外，上述两项计划也无法适应自20XX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在这场变局中，中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和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是国际秩序变化的一大显著特征。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水涨船高。中国政府展开“大国外交”，更为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与其他新兴力量（如“金砖国家”）一道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均衡、合理的全球秩序——其中也包括全球传播新秩序。 20XX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即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在全球传播领域，中国也紧扣“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塑世界秩序的核心理念，相继提出了“媒体联合国”“五个相互”“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构想，借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通过“世界媒体峰会”“丝路国家媒体联盟”“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机制加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