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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异地为官：制度难敌人情 与海瑞、丘浚齐名，号称“岭南三大清官”之一的陈瑸，在外做“裸官”20多年，从未携带家属。儿子想去探望，苦于路途遥远缺少路费，最后也没去成。 他清廉卓绝，康熙称赞他为“苦行老僧”。“苦行”二字，实在是对陈瑸人生最精妙的概括。古代为官者，大部分都如陈瑸一样。至于“苦行”的根源，还要从异地为官的用人机制说起。 “千年都行汉政法”，制度雷同“异”有别 上世纪90年代，一场被制止的盗墓活动让考古团队有了震惊学界的发现——尹湾汉墓群。尹湾汉墓墓主是西汉东海郡功曹吏师饶。该汉墓发掘出的简牍中，注明了东海郡124名官员官职和籍贯。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123人不是东汉郡本郡人，唯一的一个例外，也是本郡其他县调迁而来。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官员的籍贯回避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推翻了史学界一直以来的观点——官员异地任职制度起源于东汉桓帝时期。 西汉虽未明文记载，但异地为官成为官场内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有一句诗叫做“百代都行秦政法”，在官員异地任职这一点上，却是“千年都行汉政法”。自汉朝以来，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延续了官员异地任职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 异地为官这一制度延续千年，但这个“异”字，在不同朝代却有不同的含义与规定。隋唐两代，本郡人士不得担任该郡的官职。宋代进一步细化为，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本籍，非本籍而有地产之地亦须回避。有的官员，因为这项规定，令自身仕途为之一变，朱熹便是其中之一。 朱熹祖籍徽州（今安徽），出生于南剑州（今属福建）。因为回避制，他无法在南剑州和有家族田产存在的徽州任职。众所周知，朱熹对于祖籍地徽州怀有浓浓的乡愁，但他的仕途只能绕道而行，最终只是以学者的身份踏足故土，开坛讲课。历史上，只要官员不掌权了，回老家做教职人员，政府是不会管的。 到了明代，除了延续本省人不得在本省做官的惯例，更进一步细化为，“南北更调，已定为常例”。 也就是说，让南方人到北方去做官， 北方人到南方去做官。到清代，异地任职有了改变，不再以行政区划为标准，而改以五百里为限， 即官员原籍、寄籍五百里以内（包括邻省）的地区， 都得回避。 乾隆四十三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按照选拔，顺天籍张廷泰中选。据说乾隆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便问缘由，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去福建任职。 配套政策没跟上，就会有人钻空子 异地任职制度在执行中，催生出其他配套制度。宋代对官员的档案管理非常严密，甚至建立起某种财产登记制度。宋代《吏部条法总类》规定，凡“应参选注阙官”，俱须于差注前验实“本官委的有无祖产并妻家田产在所射处”。所以，朱熹在徽州有田产的事，朝廷能够知晓。清代的官员档案管理或许较为粗糙，朝廷只知张廷泰是顺天籍，并不知晓其幼年的生活经历，若不是乾隆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他便“衣锦还乡”了。 有时候，配套政策没跟上，就会有人钻空子，进而影响吏治。《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记录了从顺治十三年到宣统三年这256年时间里，南部县144名知县的详细状况。在官员异地任职十分严格的清代，这些县令的籍贯全都在500里外的地方。再仔细查阅这些县令的生平则发现，尽管他们来自外省，但大多在四川多年。 一名叫章仪庆的县令，是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七年入川，在光绪三十二年担任南部县令。结束任职后，他又辗转四川多地，成为四川官场的“老熟人。”还有一名叫侯昌镇的知县，原籍湖南，出任南部知县之前，已在四川奉节、开县等地做过两任知县。 像章仪庆、侯昌镇这样的外地官，在某省官场一待就是几十年，在古代官场屡见不鲜。因为交通不便，许多外地官员到任后，大多在一个省调动。如此一来，这些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几十年，虽是外地人，却难免卷入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中。这与异地为官制度的初衷或许背道而驰。 科举考试中屡禁不止的“冒籍”，就与异地为官制度有关。江南历来富庶，教育水平也很高。这就意味着，籍贯江浙的人士，不仅在科场上面临更大压力，一旦步入官场，还得去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为官。于是，许多江南的生员想尽办法修改籍贯，不仅成为“高考移民”，还能在未来分配中占便宜。 清末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江苏海门人，家中三代都没有读书应试，按当时的规定，没资格去考试。张謇的老师宋琳支招，把他带到二百里外的如皋，更改户籍，给当地人张驹做了“孙子”。 大多数朝代，朝廷并没限制官员带家属赴任，但碍于路途遥远，调动频繁，不少官员上任都少有带家属的。有时候官员家属成了危害百姓的一种势力，就会引起朝廷的注意。 唐代律令对于可能蕴含于家庭“亲情”中的腐败风险，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大唐六典》明确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与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