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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戊戌变法时期各派士人诗作形式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捩,而传统士人的政治关怀多以诗歌形式表现。此一时期诗歌,可分为支持变法者之诗和反对变法者之诗。支持变法者卷入变法的程度有深浅,感情较为复杂,但多对变法失败致以哀怜痛惜之意。反对变法者,其诗带有鲜明的保守立场。相关的诸多诗作,皆带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题材与表现手法虽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均有所改变,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 　　关键词：戊戌变法; 诗史; 政治; 诗歌;  　　学界对戊戌变法前后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变法中心人物上。如康有为,写下了大量戊戌纪事诗,而且以长序和自注的形式交代历史背景; 梁启超和谭嗣同,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不同的抉择,其相关诗作最能动人心魄。而其他维新派官绅如黄遵宪、沈瑜庆等,在戊戌变法期间亦留下了大量诗篇。守旧派人物如叶德辉、王先谦等,也用诗歌表明了自己对变法的态度。更多的外围官绅则以旁观者身份记录了对事变的所闻所感,其诗作都足以补史之阙。 　　中国古典诗歌与世变关系匪浅。而清代的诗史理念,正承袭自明清易代痛苦境遇下诗人的思考。张晖《中国诗史;传统》论及明清之际的思想变革,认为以诗为史;是由于剧烈震荡的社会对诗歌的功能性要求: 他们对lsquo;诗史rsquo;理论的思考,化成为大量纷杂的论述。这些论述,极大强化了诗歌记载历史的理论意识,确立了lsquo;以诗为史rsquo;的阅读习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诗史;观念在传统上越来越得到认同,清季多事之秋,诗人更自觉地在诗歌中记录历史。而且很多不宜正式公开的看法,往往会在诗歌中有更为巧妙、也更为真实的表达。但这些表达,题材选择与表现手法虽然来自传统诗学,其心理却已与传统诗史;的某些观念异趣。诗;固然不能等同于史;,然而缘情感事发于笔端,在一般应酬的游词鄙词之外,直击心灵的作品无疑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所谓诗史;,实在也是一代诗人之心史;。诗史;与心史;有联系亦有分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史;尚真而诗; 言志,在诗史;的定义中,史;的成分更重,故而强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与书写。然而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记录,作为史料的价值仍然不能过分高估。心史;则是以史;为背景,而情;的成分更浓,注重个人化的强烈的感情宣泄,有时是非理性乃至非客观的。宋遗民郑所南所着《心史》,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色彩。清末的特殊时期,这种结合民族主义和个人情绪的写作被广为追念,并得到极大的发扬。明清之际,士人身丁夷夏之变,其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巨大; 而清季士人则在文化上承袭华夏传统的清皇室,与强大的西方异质文明之间,在风气渐开之际,遭逢更痛苦的情感的撕裂。 更不用说倡导排满的革命者,虽然血统上自命中华,其革命主张却是文化上的以夷变夏,故而清季士人的精神矛盾不可忽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国人逐渐舍弃了自上而下的变革道路,而倾向于更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在这次割裂新旧士人的政变中,传统诗学已初显变象。 　　一、支持变法者之诗 　　戊戌变法前后诗人之诗,与戊戌政变有关系者,有支持与反对两种。表支持者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虽亲历其事,也是推行变法之重要人物,但诗作之中毫无反映者,如张之洞、陈三立等是。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一度也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但在后党势力张扬之际,张即刻意与维新派保持距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本是其得意门生,及其被杀,张之洞痛惜不已,在两江总督任上, 于南京鸡鸣寺建豁蒙楼;以为纪念( 取自杜甫诗 忧来豁蒙蔽;) ,但却不敢以诗稍作抒怀。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大员中支持最力者,而作为乃父臂助的陈三立,其《散原精舍诗》编年起自辛丑( 1901年) ,近来虽发现一些其早年诗作,但据云在新发现的《诗录》所收和广为流传的《散原精舍诗》所载中间,陈三立还有五年时间的诗作杳无踪影。而这五年mdash;mdash;mdash;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1896年) 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900年) mdash;mdash;mdash;是陈三立个人历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十分关键的时期。;［2］,陈三立戊戌前后的诗作完全没有记录,是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类,作为重要参与者政变后亦遭牵累,但能以直笔叙述见闻和抒发胸臆者。这类诗人当以黄遵宪最具代表性。黄遵宪自1895年出任湖南按察使,即助巡抚陈宝箴宣传和推行新政。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遂得暂时远离政治中心。至戊戌变生,黄遵宪亦被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幸得友朋援救,又得外国驻华公使干预,清廷方许其辞职归田［3］776。 其《感事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