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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构建与制度优化 现阶段，主要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全球创新版图与世界经济结构加速重构。202X年，韩国提出“创造经济战略”;202X年，德国推出“高技术和工业4.0战略”，英国发布《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和创新》;202X年，法国启动 “未来工业战略”，日本启动“新成长战略”，美国启动“美国创新战略”，等等。可见，全球已进入高强度研发时代，创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数据显示，1996～202X年，全球研发投入翻了两番。如果不加快创新步伐，我国就难以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正因为如此，早在202X年初，我国就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继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自主创新道路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为我国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应对国际竞争挑战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国家创新战略与政策推动下，近年来以科技为代表的创新成果呈井喷式增长。据科学技术部的数据显示，2006～202X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从57.3万件增长到346.5万件，增长近5倍;国际科技论文（SCI收录）发表数从7.1万篇增长到22.4万篇，增长3.6倍;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1818亿元增长到11 407亿元，增长了5.3倍;高技术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从5287亿美元增长到11 000亿美元，增长翻番;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从4.2万亿元增长到近15万亿元，增长近4倍。 图1（下页）展示了近1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的增长态势。尽管大多数科技创新指标均呈现高速增长，但高技术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波动较大，且从202X年开始持续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较为突出，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不断遭遇国际封锁，在国际技术贸易市场缺乏主动权。据权威机构评估，我国在重点领域相对处于“领跑”地位的先进技术仅占全球的17%左右，且主要是“单维突破创新”，比如核电、高铁、超算等，其他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核心技术创新多显得稀缺而被动，自主创新实力不足。从国内市场来看，相较于美国等创新大国高达70%以上的科技创新贡献率，我国202X年的科技创新贡献率只有57.5%，要实现2020年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任务依然紧迫而艰巨。 从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来看，自熊彼特提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来，经济学界对创新引领经济展开了广泛讨论，基本一致的结论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合理的机制设计[2-6]，而且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配套[7-8]。国内学者也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的思路。如成思危认为，处理好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建立创新驱动体制机制的核心要义;辜胜阻等认为，通过构建合作创新、利益引导、风险分散、人才激励和文化促进五大机制能够激活企业和国家的创新源泉;王刚等提出，创新政策对创新本身和创新机制都有正向作用;吕岩威和李平则认为，我国应该加快建立以企业主导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洪银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提出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拉动的创新驱动战略。 综上可见，近年来学者们对我国创新驱动机制和政策给予了高度关注，但较少聚焦创新驱动中政府与市场机制作用及其关系机理的研究，也缺乏对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动力不足的深层次讨论。毫无疑问，要实现我国在世界创新经济版图中的赶超和飞跃，达成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宏伟目标，迫切需要加速优化我国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为此，本文在探讨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内涵与机理的基础上，论证创新驱动中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及失灵，进而提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设计与制度优化思路。 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机理 在当前国家供给侧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和现实背景下，创新驱动的范围不仅指国家政策推动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技术创新，而且指激活私益性技术等多维度创新驱动活力;创新驱动的路径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而是包含技术转化的创新驱动实现过程。 （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内涵界定 理论与实践反复表明，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追逐的永恒主题，具体包涵适度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治安与福利的改进等内容;只有实现了经济发展，才能通过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交易性供给，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类进步与社会福利改进。显而易见，經济发展的基础在于追求高质量经济增长，为此需要摒弃纯粹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创新驱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集约式经济增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经济绿色发展。 那么，何谓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呢？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在人类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