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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基层权力机构研究论文 近年，研究屮国近代史的学者相当关注县以下乡村地区 的基层社会，但因为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而且有关资料极 为零散，所以，目前对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研究， 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注：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 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钱瑞升等的《民国政制史》（长 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的《基层政权—— 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 都对民国初年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有所论及。但在近代中 国，不同地域的情况可能有很大差别，以上论著不可能对各 地的情况都作比较细致的研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 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研究了河北、山东若干县 份乡村权力机构的情况。于建荣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 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和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 表达》（北京：屮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研究了 湖南、四川某些村落的百年变迁，其中内容也与本论题有关。 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权力机构，似尚未有专题研究著作 或论文。）本文拟探讨民国初年（大致是1912——1925年）广 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希望 对研究民国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有所助益。 本文所说的“权力机构”，是指实际上而非法定的政 权机构。按清朝的制度，最基层的政权建立在州、县，到了 民国初年仍是如此。1914年11月，袁世凯在褫职缉拿广东 东莞县知事王铭渐的大总统策令中提及“知事为亲民之 官” [1],就是民国初年仍把县作为法定的最基层政权的反 映。但在清末的广东，县以下的乡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士绅 控制的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公局”；从督抚到州县官 员，都认可公局的存在和权力（注：关于清末广东的基层权 力机构，笔者拟另文详细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 实行地方自治，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设立议事会、董事 会，广东各地办理情况不…，有的州县是筹而未办，有的是 公局改头换面，有的则把原来的团练地域划分为区。例如顺 德县在光绪末年分为10区，所依据的就是中法战争期间筹 办团防全县10团的防区[2]。但无论何种情况，士绅控制乡 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在清末的几年，由于绅权的衰落，再加上革命党人、 绿林好汉的活动，在广东很多地方，官、绅对基层社会已日 渐失去控制。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独立”,建立 了由同盟会员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在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时 候，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了数量巨大的民军。这些民军，用 胡汉民的话说，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 队” [3] (p46),其人数曾达到148400人⑷,还不算那些没 有在军政府领取军饷而未列入统计的兵匪难分的队伍。民军 的广泛发动，使乡村的士绅在革命高潮中普遍受到冲击，首 当其冲的就是公局、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这类机构。例如, 顺德县乐从镇公局曾经积极协助官府缉拿革命党人和绿林 好汉，1911年11月初，几百名民军开到乐从，“向团保局 驻扎，遍树党旗，各局绅逃去无踪” [5]o 1912年5月，有 人不无夸张地说：“自反正以后，从前士绅，即多遭盗贼蹂 蹒，逃亡殆尽；其未遭挫折者，亦以亡清头衔，不足以慑服 乡里，且鉴前车，不复敢挺身任事，于是地方办事机关，扫 灭净尽。” [6] 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斗争吋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夺取政 权，尽管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在1902年已初步形成，他曾 设想收复各地后，“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 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 [7] (p278) o孙 中山在1906年主持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关于革 命吋期之地方政权，规定了每县设立一个“安民局”，有局 长一人、局员10人、顾问10人，“局员择营中人或地方绅 士，顾问员皆以地方绅士充之” [8] (p304一305),对县以下 地区则没有提及。对珠江三角洲那些近百万人的大县，这种 “安民局”的设计未免脱离实际。从现有资料看，广东军政 府成立后各县并没有普遍建立这种“安民局”。革命党在乡 村原有的权力机构没有自己的人，他们所能联络的，既不是 掌握权力的士绅，乂不是占人数最多的农民，只是乡村的一 些边缘群体如会党、绿林。当革命高潮到来时，这些人可以 在短期内纠合人数众多的武装，造成很大声势，但不可能帮 助革命党把影响真正深入到乡村。当革命高潮过后，广东军 政府由于军饷无着，加上各界居民的压力，不得不大规模地 解散民军，这些民军不少重新流落为匪，于是整个广东的乡 村地区更处于动乱之中。当时多数县长是同盟会员；胡汉民 后来说过，广东90多个县，每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