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乡郎中战“三线”.docxVIP

苗乡郎中战“三线”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在越南燃起战火， 企图侵犯中国边境； 印度不断蚕食中国边境领土， 妄图发动战争；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 虎视眈眈； 台湾蒋介石咄咄逼 人， 叫嚣“反攻大陆” ，不断派飞机、特务骚扰东南沿海地区。 在这种四面临敌的情况下， “备战”成了毛泽东关注的 头等大事， 他曾指示“三线建设要抢在战斗的前面” 。因此，国务院、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提出了抢抓“三线”建设的 号召。当时我国设整个沿海为 “一线”，中部各省为 “二线”， 云南、贵州、四川、青海、湖北、湖南等省为“三线” 。 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是连接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 桥梁， 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湘西一带境内沟壑纵横， 峰峦 起伏，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故湘西被列入“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1970 年 8 月 25 日， 国务院、 中央军委发文决定首先修  建西南大后方的大动脉――湘黔枝柳铁路。  10 月  1日， 湖  南省铁路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黔  铁路总指挥华国锋下达全省动员令， 从而掀起“三线”建 设新高潮。  1970 年 10 月 18 日， 为了响应党中央“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 我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原白云公社200 多名基干民兵同赴芷江铁路建设工地参加“三线”建设。当时，我在本村任“赤脚医生”， 职责是用中草药为群众治疗各种疾病。 因此， 原白云公社党委经集体研究决定，指定我参加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从事医疗服务。我克服家中的困难， 挑着行李与200 多名铁建民兵们一道从蒋坊出发， 经绥宁、靖州、会同、洪江，22 日清晨到达芷江县新店坪。在赶赴芷江铁建工地的路上，沿途各县村寨都张贴有醒目的大标语， 沿途各村百姓家门口都设有茶水摊，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人民群众欢迎子弟兵的动人场面， 哪怕脚板起了连串血泡也不觉得痛了。当时的铁建民兵按部队建制，城步为一个独立团，一个区为一个营， 清溪区为第一营，营下设两个连，每个连有 100 余民兵。城步铁建兵团由刘正良任团长，李树林任政委。为了对外保密，各县指挥部都设工程代号，城步称9259 工程指挥部， 往家中写信的通讯地址只能写工程代号。邵阳地区有 1991 个连， 共 24 万铁建民兵。城步独立团5个营 5600 多名民兵，分得 2 公里长的铁路路基，其中有2个涵洞， 2 个大填方，需劈平 4 个大山头才能填满。我分在营部卫生所，与蒋坊公社杨青云、大联公社封 国光、儒林镇刘玉珍一道从事医疗卫生事务。他们用西药为  民兵们治病， 我用草药为民兵们进行疾病预防和治疗外伤， 我们既分工又合作， 配合得十分默契。 由于铁路工地土方任务重，时间紧， 加上居住环境卫生差，老鼠蝇蚊多。 蔬菜以海带、 南瓜为主， 民兵们营养欠缺， 故预防传染性疾病显得十分迫切。当时民兵工资 每月 36 元 （10 元伙食， 5 元零用， 21 元交生产队记工分） ， 每天口粮一斤半大米。因经费紧张，西药短缺，故预防疾病以草药为主。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山采集草药熬成药汤，用于预防流感、流脑、消化道系统等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传播。当时卫生所制定了一条“铁规”： 凡是来卫生所看病治伤的病伤员， 进门必须先喝完一碗预防药才发放西药或敷伤口药，许多伤病员都怕过这一关。为了确保民兵们的身体健康，我们有时用水桶将熬制好的预防药汤在开餐前挑到连队，每人发半碗药汤“强迫”民兵们喝，不肯喝药汤者不准开餐；有时动员民兵们在睡觉前喝一大碗，把喝预防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由于采取多种防预措施，一营200 多名铁建民兵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没有发生过流脑、流感、腹泻、痢疾等流行性疾病，从而加快了填土方工程建设的进度，因而受到团部（县指挥部）的表扬。然而， 天有不测之风云。与我同村、刚满20 岁的新化 移民子弟刘陶聪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营部医生 给他打针服药不见好转， 我只好急忙将他转送到团部卫生 院。团部医师为他会诊检查时，只见他双耳、双眼、鼻孔、 口中开始渗出血液，我觉得这种病症极像苗医所说的“上路 野鸡”症，经团部医师会诊后诊断为“钩端螺旋体” 。苗族 民间治疗此病，初发时用骨碎补 200 克捣烂取汁灌服或用金 鸡尾 70 克煎服，据说效果明显。 但我从未试过， 人命关天， 不敢用土方治疗。团部卫生院无特效药也无法治疗，必须火速送到芷江县城北面的铁道部医院抢救。驻地对伙铺距芷江县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