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研作者篇】17刘子曦：激励与扩展：来自《社会学研究》的礼物.docxVIP

【社研 30 年作者篇】 17 刘子曦：激励与扩展：来自《社会 学研究》的礼物 激励与扩展：来自《社会学研究》的礼物 刘子曦【作者简介：刘子曦，黑龙江人。 2010 年清华大学法 学学士， 2015 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为厦门大学公 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曾在《社会学研 究》、《开放时代》、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等期刊发 表论文。主要研究兴趣为法律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台湾研 究。】 收到编辑部给我发的邮件时，我正焦头烂额地做模型，试图从流动表中找到一些规律。知道自己可以为创刊三十周年撰写一篇小文，着实兴奋了一下。从进入清华社会学系读书到今天初为人师，投过几篇稿子，读过不少论文，但没有一本杂志对我的影响可与《社会学研究》相提并论。它不仅承载过我的学术理想，也和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五年重合。本科最 后一年（ 2010），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激励与扩展： B 市业 主维权运动中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在此发表。博士最后一年 2015），它刊登了我的另一论文《法治中国历程：组织生 态学视角下的法学教育 （ 1949-2012）》。求学之路中的转折点皆记录于此，想想也算是极深的缘分。 接触这本杂志是在本科二年级。那时，图书馆所在的文南楼 还不是如今外语学院的院楼，也不存在凯风文科读书馆。人文社科方面的期刊都放在四楼一个青灰色的铁皮架子上。在一片花花绿绿的杂志中，它素色的封面十分卓尔不群。当时懵懵懂懂，对日后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不熟知，只觉读得过瘾，每次来文南楼都要翻阅一下。遇到好文章，还会去知 网下载电子版，推荐给几个同道中人讨论一下。 《社研》于我，是遥远的、抽象的彼岸，至于它背后的学术共同体、社 会学人的智识生活、鲜活生动的思想交锋要待到我投稿之后才真正有所体悟。 大四的某一天，沈原老师打电话让我修改毕业论文，投稿给《社会学研究》 。“这不大可能吧。他们不会接受一个本科生的文章吧。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啊。 ”我躲在图书馆的书架后面，抓着手机，满心都是疑惑和胆怯。 “好好改，别废话。”导师了解我的个性，若不如此，我大概会前思后想，磨出一套精致的修辞为自己的畏难情绪开脱。不能废话，只能去做。我把五万多字的论文删去一半，模仿学术期刊的写作结构修改了导语，整合了一部分经验材料，便发给编辑部邮箱，以为万事大吉。回头去看，真要为当时的无知无畏感到羞愧。然而若非这份稚气，在此后的半年里，我不会经历完整的投稿过程，迅速成长起来。 收到谭深老师的邮件是在一个下午。比起审稿人的寥寥数语，谭老师的意见可谓洋洋洒洒。她写道：虽然一个本科生 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但是文章有很多问题，需要大改。第一，字数太多；第二，重点不突出；第三，表述不够规范，建议对其中的概念“法律二重性”做更深的探讨，这是她通读全文后最有兴趣的地方。打开附件，我吃了一惊。谭老师以修订模式做了许多批注。印象最深的是文献回顾部分，她耐心的标注出我这样总结别人的观点太过绝对，有失偏颇，更合适的表达方式应该如何。对案例部分，她的建议是抓住重点，不断追问自己：呈现出的经验材料如何回应了研究问 题和核心概念， 而不是偷懒把它们堆砌在一起。 邮件的末尾，谭老师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电话联系。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真是无比幸运。谭深老师所做的远远超出了编辑的工作范围，她更像一个师长，语重心长，希望我能更上一层楼。不过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慌张，似乎文章 中所有的漏洞都被人点中， 不知如何是好。 我打电话给导师，说改不出来了， 编辑太严苛， 无论如何大概也无法让她满意。电话的另一端，沈老师哈哈一笑： “写文章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的确，写文章不易，但越是不易就越能提高自己。投稿的最初，我模糊地意识到法律二重性问题应该嵌入在更大的研究脉络中，但并没有在此着力。谭老师追问我法律二重性形成的原因：它根植于法律——这一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 还是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关？若两者兼有，关系为何？我最初的努力只局限在用经验材料呈现二重性的形态，绕过了这一核心问题。怀着惴惴不安的虚弱心情，我开始探讨法律与社会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宏大与复杂远超我的想象，甚至整个法律社会学领域都是据此展开的。坦率的讲，直到论文发表，我都没有交上一份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谭老师当初提到的问题却促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之后的几年中不断思考和自省。直到今天，这个“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的自省过程还没有结束，并不断激励了我之后的研究。 自省的第一点在于：透过提出的经验问题，反思自己未言明的理论假设。我尝试把田野观察中红火的现象淬炼到理论的冷水中，终于听到那“唰”的一声。为什么要提出法律的双重面目这个问题呢，在更大的图景里，法律该是单一面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