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中日战争看李鸿章的外交.docx

从甲午中日战争看李鸿章的外交 一、误国之实 （一）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外交的软弱与妥协 李鸿章进入满清权力中心不久后， 就开始广泛参与各种国际 事务与洋务事物， 然而在他外交生涯之中， 对日外交可谓早早提 上了日程， 不幸的是李鸿章的外交， 在一定程度上讲最大的败笔 就是对日外交，标志性事件则是甲午中日战争。 东学党起义事发之后，日本紧随清政府，调重兵入朝，李鸿 章深知此举“是其蓄意与中国为难，全力专注，非此胁韩而 已。” [1] 面对日本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气势，李鸿章也曾强硬 相抗，“怫然曰：‘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 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2] 但李鸿章认为朝鲜非日本 对手，中国亦无战胜的把握，因而他还是一如既往，忍气吞声， 力保对日和局。其时，驻日公使汪凤藻自东京拍电报建议：“为 大局计，不惜迁就”，袁世凯亦拍电建议：“日本欲寻衅，何患 无隙，为避免衅自我开，我先撤亦无损。” [3] 这无疑坚定了李 鸿章的对日和局思想。东学党起义后，清政府应朝鲜之邀，出兵 朝鲜，日本借口《天津条约》，不请自来，中日双方在朝形成对 峙。日军重兵压境，驻朝官员多次“请添重兵”，但李鸿章却不 作战守准备， 复电说：“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 将作何收耶。 甚至在日军向驻牙山清军发动进攻后， 李鸿章仍电告清军统帅叶 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切勿自我先挑 衅。” [4] “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 战，谁即理拙，切记勿忘。” [5] 李鸿章在军事上极力避战求和，在外交上则推行“以夷制 夷”的方针， 把解决中日争端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调停” 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1894年 6 月 20 日李鸿章首先向沙俄驻 华大使馆的官员提出“调停”要求。 因沙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垂 涎已久，所以他曾劝告日本从朝退兵，但为日本所婉言拒绝。沙 俄担心若强力压迫日本， 自己在远东的主要对手英国“很可能站 在日本一边”，于自己不利。沙俄向李鸿章表示：“俄只能以友 谊力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 [6] 李鸿章对饿外交 失败后，又转向英国，希望从中得到帮助。英国为了自己在华的 政治经济的利益优势， 防止沙俄趁战争之际扩张势力， 当然愿意 居中调解中日争端， 以维护远东现状； 但日本若侵占中国东北和 朝鲜，却可以帮助其抵制沙俄势力南下，权衡利弊，英国更倾向 帮助日本侵华。 7 月 16 日，英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 条例》。 7月 23 日，英国正式照会日本，“上海是英国在华利 益的中心， 因此当日后中日两国开战时， 希望日本同意不在该港 及其附近作战”。 [7] 这就表明了李鸿章的对英外交也宣告失败 了。但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 李鸿章仍对他的“以夷制夷”政策 不死心，继而转向美、德等国请求调停，不出意料也相继化为泡 影。 李鸿章调停活动失败后， 日本不宣而战， 正式挑起中日战争。 （二）在战争爆发后，李鸿章避战求和、用人不当 战争爆发后， 清政府的战略总方针是“海守陆攻”。 在海路， 由北洋舰队集结旅顺或威海卫，“做猛虎在山之势”，使日舰 “不敢轻与争锋”，确保京师门户安全。在陆路，“严饬派出各 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 [8] 将陆路战斗限制在朝 鲜境内。由于卫汝贵等四支军队援军行动迟缓， 8 月上旬才陆续 到达平壤。此时驻平壤的清政府军队有 2 万余人，而李鸿章命谎 报战功的叶志超任诸军统帅， 各军将领均不服。 而在李鸿章的支 持下，叶志超既不主动南攻汉城，也不择险据守平壤，而是将军 队收缩于平壤城内， 坐待日军来攻， 致使日军很快将平壤战略包 围。以致在平壤战役中，叶志超指挥不利，并在左宝贵死后，命 人树起白旗，率先远遁，狂奔 500 里，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 内。 黄海战役战败后，北洋舰队 5 艘军舰沉毁，伤亡近千人，小 败于日本。但李鸿章认为北洋舰队“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 实难纵令海战”，更不愿“以北洋以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 师” [9] ，因而命北洋海军聚泊于威海卫军港， 实行“保船置敌” 的消极防御方针，使日本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二、历史地看待李鸿章的外交 首先，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他没有积极备战，尽管李鸿 章积极去实践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 可惜没有看清列强 之间的关系，想“制夷”，却被“夷制”，还有他在备战中没有 选派精兵良将，而是选派自己的亲信，致使昏庸无能、胆小如鼠 的叶志超担任了清军统帅，致使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其次，在 战争爆发后，也没有主动献策，并在战斗中指示北洋军将领消极 备战，把北洋军作为自己的私产和政治资本。 而且在战争中总是 想着“议和”，尽管这是在晚清最高统治者 慈禧太后的指示 与支持下的，但他作为当时晚清政府极具有影响力的外交大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