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的预设”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辨析-2019年文档.docx

传统“人的预设”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辨析 人始终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 对环境伦理学而言也是如此。 环境伦理学到底是以人与人关系还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 象，在学界存在着不同声音，但只要它归属于伦理学，那么就必 然且只能研究人的伦理，就只能规范人本身而不可能规范自然。 自然是以人为其代理的，抛开人只论自然，环境伦理学就会失去 目的而沦丧其存在价值。我们认为，环境伦理学要研究人的伦理, 就必须有关于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的观念定位， 即关于“人 是什么”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 只有在观念中 存在着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定位， 才能开创伦理思路，明确 伦理构架，才能合理理解和进行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究。 那么，环境伦理学是怎样确立“人的预设”的呢？它对人的 探讨是如何进行的呢？ “人的预设”并非关于人的杜撰， 它是一 个时代、一定社会人们对自己已是何种存在、怎样存在的确认。 社会实践根本上规定着它的变化、 内涵，以往“人的预设”为其 提供理论来源，每一时代、特定社会的伦理学家又把实践根据、 理论来源化为理论创新，他们结合自己的道德理想， 做出事实基 础上的价值判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的预设”。 “人的 预设”存在着历史变化和逻辑传承， 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为 创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中“人的预设”是现时代实践根据与 传统“人的预设”理论逻辑两相结合的产物。就其逻辑演化而言，它是对以往尤其是近代伦理学“人的预设”的扬弃， 是传统 设”人的预设”因其偏颇而走上辩证否定的产物。辨析“人的预 中存在的历史问题， 揭示其思维方式和内容上的偏颇， 是环 境伦理学对人探讨、对人重新设定的重要内容。 设” 、传统“人的预设”在思维方式上的偏颇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过深刻的剖析和有力 度的解构。譬如，德里达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 黑格尔，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到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 都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精神谱系。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 都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 精神谱系。 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 之所以可能， 就在于它遵循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即先行 在现象与本质、欲望与理性等等之间设定一种对立关系， 认为在这关系系统中，总有一方属于中心或主导地位， 另一方则居于边缘或从属地位。[1] 241 在现象与本质、 欲望与理性等等之间设定一种对立关系， 认为在 这关系系统中， 总有一方属于中心或主导地位， 另一方则居于边 缘或从属地位。 [1] 241 而自苏格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是独到的。 在柏拉图之前， 自然哲学还 能够朴素地统观宇宙， 笼统地体认自然与人的统一性。 而自苏格 拉底转向后，自然哲学的朴素思维方式就很快被突出人与自然、 灵与肉对立的思维方式取代，柏拉图视现实世界为易逝虚幻之 物，只是对永恒的理念世界的摹写。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经院 哲学强调人神之分、 人与自然之别， 二元对立已构成普遍思维方 式。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近现代世界观， 更是把中古时期的二元 对立方式加以强化。“西方自然观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 人开始走向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对立。” [2]224 这种自然观经培根、笛卡儿而上升为一种世界观、 方法论，从而不仅在自然科学， 而且在形而上学中迅速发展。 康德确立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崇高 地位，完成了思维方法论上的“哥白尼革命”。 各种科学又实证 了二元对立方式。二元对立终于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 式。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主 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中心与边缘等的分立、分离。作为二 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中 心与边缘等的分立、分离。作为二 元对立的逻辑必然，在对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人类中心 论”逐渐形成。 “人类中心论”主要表现为： 人总是企图征服 论”逐渐形成。 “人类中心论” 主要表现为： 人总是企图征服 自然，取得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权力，人们以占有、索取和改造 方式拥有自然。人相对于自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和主人，自然在 人面前是被征服者，是臣民和奴隶。” [3]331 而且，这样的人 本身也是二元对立的， 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 人的灵与肉之间呈 现激烈的对立，偏执一方。某种意义上，“人类中心论”其实质 是人类理性至上。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的乃是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方式本 身，它要从根本上祛除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有关本源、中心、真 身，它要从根本上祛除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有关本源、 中心、真 理、意义等的幻象。” [1]242 环境伦理学，尤其是非人类中心 主义环境伦理学， 在建构自己理论体系中至少部分采用了后现代 主义思维方式， 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 深入 剖析西方传统主流价值体系。在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环境 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