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桂林的讲学活动及艺术创作.docxVIP

康有为在桂林的讲学活动及艺术创作 打开文本图片集 康有为两次到桂宣传维新思想，是研究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史料。同时其遗存的四件石刻三件纸质墨迹，对于其碑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物证。康有为在桂林传播的新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桂林文化教育从传统走向新时代，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桂林进步学者，在广西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在政治上的维新思想其实与其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扬碑抑帖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在桂林其将自己的碑学实践于真正的石刻之上，尤其是书艺、石刻与山水的结合更能突现出书法与自然、人类的和谐统一，这种书法表现形式打开了他的眼界，使其更坚定地认为碑刻的开阔之气才是书法的精髓之处。 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长孺等，广东省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近代维新变法倡导者。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这位革新改良主义者为了理想，曾前后两次来桂林讲学，在叠彩山景风阁收徒讲学。现在桂林叠彩山风洞外东侧竖有一石碑，上刻“康有为讲学处遗址”。也因此缘份，康有为写桂林诗作三十余首，桂林留有其存世较少的石刻书法遗迹，使我们可以窥见其中年时的书风与其艺术创作上的维新思想。主要有四件石刻：《康长素风洞题名》（1894），《康长素观元祜党人碑题记》（1894），《康有为题“康岩”》（1895），《康有为题“素洞”并跋》（1895）。书体可见其书源自《石门铭》《经石峪》《爨龙颜碑》等经典碑刻，又多有自己的艺术创见。这四件石刻见证了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的境遇、思想和艺术审美观。另留有纸质墨迹三件：《康有为兵甲满天地五律诗》《康有为游普陀杂咏五首》《游龙隐岩七绝》。康有为两次到桂的经历，不仅是研究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史料，同时遗存的石刻，对于其碑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物证。 一、首次来桂讲学与其遗存石刻 1888年，康有为在数次上书光绪遭拒后，开始将自己的政治抱负转移到金石学的研究之上。在除旧习，立新风的观点上，他的政治思想与书学思想是一致的，创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广艺舟双楫》。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其中陈千秋、梁启超为其学生，时任四川知县的桂林人龙泽厚也不远千里来拜访。同年完成著作《新学伪经考》，着重从经学方面论述，旨在呼吁文人克服顽固旧思想，树立新的思想以强大民国，触怒了保守势力，也使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后遭到强烈抨击，禁止其在广州再收徒讲学。因此，1894年冬，康有为决定应龙泽厚之邀，一方面山水可以让他疏散苦闷心情，另一方面到桂林开课讲学宣传维新变法。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此次桂林之行，桂林满山历代名人石刻带给他很大触动，让他的碑学思想可以真正得到实践。所以至1895年正月康有为返回广州，他的政治维新与书学维新的理念在桂林保持同步。 康有为到达桂林后，受时局影响，并没有受到当地的欢迎，甚至受到当地知识分子的反感、鄙视。时桂林四大书院山长中只有周璜对其讲学和思想持支持意见，曹驯、石成峰表示蔑视，龙朝言默然。這四位都是翰林出身，学识渊博，在地方较具影响，代表着桂林乃至整个广西的官僚士绅和知识阶级的学术观念。曹驯甚至扔下话：“吾不愿见此人。此人名为尊孔，实为蔑孔，孔子向称素王，而康则自号长素，岂康之学问道德，更有大于孔子者？”又说其“非圣无法，离经叛道，为害将无所底止”等轻蔑话语。然不管怎样，康有为还是在桂林进行了为期四十天的讲学，并且慕名前来学生无数，“门生颇多，以比流连，未忍去也。”他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探讨，与一贯的私塾教育不同。后康有为将在桂林讲学的这段由师生交流探讨的话语整理成治学名著《桂学答问》。 闲暇之余，康有为四处观赏桂林各山岩历代名家石刻书法，其中游龙隐崖观《元祐党人碑》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其三年后再来桂时，仍是念念不忘。《康长素观元祐党人碑题跋》刻于公元1894年，行书，字径三点三厘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大部分被凿毁，只剩“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十二个字。虽仅存数十字，但也充分“透出了早年康有为书法的沉雄、厚重与朴实”。其文为： “光绪甲午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讲学被议，来游此岩，观党人碑而感焉。自东汉党人，南宋庆元党禁，晚明东林党人并此而四矣。其攻党人者，则曹节、蔡京、韩侂胄、魏忠贤。其为党人者，则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也，后之观者，亦不必以党为讳矣。人亦乐为李、马、朱、顾耶？抑甘从候览魏忠贤耶？”康有为在题记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东汉、北宋、南宋和晚明四次著名的奸臣专权误国事件，以历代权相奸臣衬托忠良之才，既有唾弃无奈之慨，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时境而遇知音之感。 同年还有石刻《康长素风洞题名》，碑横66.7厘米，碑高33点厘米，字径5厘米，行书。内容为：“光绪，甲午之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