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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中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中国的翻译事业历史悠久，出现了三次高潮：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五四时期的近代翻译。明末清初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大规模汉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它由一心“学术传教”的西方耶稣会会士发起，部分中国士大夫克服困难，积极参与合译。从当时的社会现实考察，此次翻译高潮的开启既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又不乏历史的必然性。 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把翻译与译作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对于第一次及第三次翻译高潮，我国学者用多元系统理论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而鲜有用该理论对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进行探讨，笔者将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明末清初中国出现科技翻译高潮的原因。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产生及主要内容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這一理论，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搭起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桥梁。 Polysystem一文有三个版本，分别发表于1979、1990、1997年。前两个版本主要针对文学和翻译研究，最后一个版本则针对文化研究。所以，多元系统论实际上已从文学理论演变成了一个普通文化理论。（1）在翻译领域，多元系统理论用来进行翻译研究毋庸置疑；而它也被看成是一个普通文化理论，可以为某种文化现象的整体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可变的，而文学系统本身又包含在一个更大的、时刻变化着的大多元系统中，且受限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因素。从这一理论可以得出，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况下占据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一是当某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某种文学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是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一组相关的大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是文学多元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相反，当某一文学系统已经比较完善、强大时，翻译文学就退居次要位置。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状况 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到明朝万历年间（1572-1620），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开启了中国唐宋佛经翻译之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其特点是：以自然科学内容为主；开创了“洋译华述”的翻译模式；实用翻译为主，强调经世致用；翻译是传教的副产品；译论主要侧重论述翻译的功利目的，跳出了宗教翻译的局限，并将翻译理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即爱国主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色。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是：音译、意译结合；意译为主，以达意为主要原则。 从利玛窦来华到最后一位传教士在华去世，历经约200年时间。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欧洲著作汉译书目》记载，这期间，耶稣会士的汉文西书共437部，其中，宗教书籍251种；人文科学55种，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学、地理等；自然科学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医学、军事等。可见，此次翻译高潮名为科技翻译，著作内容实则远超出科技翻译。 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技翻译家：传教士利玛窦、邓玉涵、汤若望等，中国翻译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明末清初出现科技翻译高潮的原因 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活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受当时所处环境的影响。由这一理论可以推断，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出现一定深受当时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次，埃文·佐哈尔提出的三种翻译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条件，可以用来解释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出现，包括新的文学处于创立阶段、文学在大多元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和文学体系出现转折、危机或者真空。 1、明末清初的各因素与科技翻译高潮的联系 多元系统理论从动态的、描述性的角度看待翻译文学，将翻译文学看作一个体系。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下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是可变的。而文学系统本身又包含在一个更大的时刻变化着的大多元系统中，且受限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