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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意义：学者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漫说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吕文浩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潘光旦的重要地位大约毋庸置疑。韩明谟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中，就将他列为中国社会学“较突出并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另三家为孙本文、陈达和费孝通)。与此同时，他还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优生学家、性心理学家，有成绩的民族学家和重要的社会史家。作为学者的潘光旦，可以说既学有专攻，又博识多能，属于那种思想敏锐、特色独具而又积极用世的“学术大家”一类。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社会史研究潮流刚刚兴起之时，我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都经历过一个热心“悦读”潘光旦和费孝通著作的时期。潘氏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两书和费氏的《乡土中国》等书，堪称那个时代社会学与历史学互相滋养的代表之作，它们曾带给无数雄心勃勃的学子以学养的积淀、研究的激励和方法的启迪。后来，在探讨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认同的过程中，潘氏那种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独到“民族”界说，以及在《性心理学》译著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文化融会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衷的赞佩和敬意。像他那样有社会关怀、富思想能力、轻学科界限且底蕴深厚的学者，得到学人喜爱、渐受学术史家重视和研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若要将潘光旦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去看，或选择潘光旦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对象，人们的观点则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得不坦承，在阅读吕文浩这本《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之前，我是从未认真思考过潘光旦算不算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地位或代表性这一问题的。甚至最初见到该书标题的时候，还曾产生过一丝何必要步余英时命名其胡适研究论著之后尘的疑惑。但读过此书之后，或者说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却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和想法。 长期以来，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书写，主要以政治思想史为主、文化和经济等思想史为辅，关心和叙述的都是精英人物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近些年，葛兆光等先生提倡“一般思想史”研究，呼吁人们重视那些对现实社会生活发生了切实影响的普遍思想观念，我是深表赞成的。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一般思想”不仅要具备普遍的“社会性”，还要能体现打破各门学科、各个领域专门界限之思想的“基础性”；同时，其思想者主体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阶层，如葛先生所提到过的“一般水准的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文化人”，而更需考虑“精英”与“大众”互动的复杂情形。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观念发生重要转型的特殊时代，此种一般思想观念形态的形成，显然无法漠视精英分子的思想参与和作用过程。 在阅读吕文浩此书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如果出于上述思路，那么那些精英人士在大众媒体上，就恋爱、婚姻、家庭、性、生育、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所发表的有特色有影响的“社会思想”，是否也应该成为近现代中国“一般思想史”所关注的对象，并程度不同地构成其可供选择的思想内涵呢?这的确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此书中，文浩虽没有明确谈及“一般思想史”，但通观全书，他无疑十分重视这些“社会思想”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他正是将这些“社会思想”视作潘光旦思想的核心部分而加以深入阐述和精心分析的。在“前言”里文浩还曾强调，潘光旦“卷入时代思潮的程度既深且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上述许多社会文化问题上，他多参与过公开的讨论和论争。我不知道像这样从“社会思想”重要性的视角来理解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是否与文浩一致?或者说至少能为文浩所认同? 当然，文浩主要从“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突出代表的角度，以知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为方法论意识来揭示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也是别具见解、很富启发性的。诚如他所言，以潘光旦为突出代表之一的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依托于学院体制的职业学者，其充当思想界的重要角色，往往在思想论述中打上深深的学术烙印：“也许他们的主张多具书生意气，但他们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西学知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判断，往往经过科学的盘诘，具有更加扎实的学理依据。”(见该书“前言”)。因而他们对传统和西方文化往往采取较为平静与理性的态度，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的思想批判。亦多能予以双重的反省。这在某种程度上，毋宁说也正体现了时代思想水准的总体提升。 潘光旦留学时所学专业为优生学，回国后又长期任职于社会学界，在他身上。那种经由优生学训练和社会学熏陶而形成与强化的“社会选择”(他有时又自称为“人文选择”)的独特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牢不可破、自觉到家的。他以此观察和思考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也以此评断世间诸事。这是他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