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七讲铜鼓研究专题（上）.ppt

此外，日本的历史学界对铜鼓给予关注的代表人物是东京帝国大学史学地理学教研室的坪井九马三，他于1902年翻译了欧洲学者狄葛乐的著作《东印度群岛及东南亚大陆铜鼓考》（1901），并对该书进行详细的注释。此后，坪井九马三在其编写的历史学的入门书中插入了铜鼓的图版，介绍了铜鼓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以上两位学者所做的工作对于日本的铜鼓研究具有奠定之功。然而在此之后，日本的铜鼓研究处于沉寂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初期，除了梅原末治发表的战前调查的几篇文章外，铜鼓方面的研究文章寥寥无几。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云南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引发一批学者的关注，发表了一些关于石寨山文化的文章。（市川健二郎《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省博物馆编印，1965年9月；冈崎敬《石寨山遗迹与铜鼓问题》广西省博物馆编，铜鼓研究资料选译（之一），1979年12月 ；松本信广《对古代印度支那稻作民族宗教思想的研究——从古铜鼓的纹饰所见》，《印度支那研究》，东京，1965年。）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全面利用中国、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文献资料，对铜鼓进行综合研究，内容涉及铜鼓的起源、分布、年代、使用民族、纹饰和铸造工艺等问题，但研究的成果仍未超过西方学者。 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 如果说在以前，日本部分学者进行铜鼓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自己民族的传统，将铜鼓与弥生时代的铜铎进行比较研究，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对于铜鼓的研究则更独立化，更专题化，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今村启尔《古式铜鼓的变迁及起源》，《考古学杂志》59卷3号，1973年；松本信广《石寨山文化之谜》，石棚10号，1974年；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民族成分》，《季刊石棚》10，东京，1976年；白鸟芳郎《铜鼓的来源及其文化史上的意义》，《上智史学》25，上智大学，东京，1980年；白鸟芳郎著、蔡葵译《从石寨山文化看斯基泰系统文化的影响——种族、民族的交流和它所经过的路线》，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文物》第10期77－83页，1980年5月；梶山胜著 、樊少骥译《我对云南青铜文化的一点看法——作为对石寨山古墓群再次研究的线索》，云南民族考古、民族学研究室编印，1982年 ；白鸟芳郎著、朱桂昌译《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 民族研究译丛（1）38－66页，1982年6月；白鸟芳郎著、李庆全译《铜鼓的来源及其文化史的意义—关于闻宥著《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古铜鼓考》》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广西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编《铜鼓资料选译》（五）12－20页，1983年12月；冈崎敬《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流——石寨山遗址与奥开奥遗址》，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民族考古译文》1985年第1期。）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和越南关于铜鼓研究的进步以及与日本学术交流的增多， 日本进行铜鼓研究的条件日趋便利，他们可以借鉴中越出版的一些关于铜鼓的大型图录，应用类型学的方法对中国和越南的铜鼓标本进行细致的分类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993年今村启尔的《论黑格尔Ⅰ型铜鼓的两个系统》（《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11，东京，1992年。）在此论文中，作者根据黑格尔Ⅰ型铜鼓的纹饰，将其分为石寨山系和东山系。石寨山系铜鼓花纹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具有喇叭型的截头圆锥型腰部，在写实型纹饰方面，鼓外侧有翔鹭纹，但内侧鸟纹以外的动物纹饰较一般，几何纹以较宽的三角锯齿纹为主要纹饰；东山铜鼓主要分布在越南，在中国的广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有广泛的分布，鼓外侧多饰有翔鹭纹，内侧饰有乐舞纹，几何纹以细长的三角形锯齿纹和由此转化的栉纹为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对铜鼓研究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了还有比黑格尔Ⅰ型铜鼓更古老的先黑格尔Ⅰ型铜鼓；二是提出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铜鼓可分为东西两个系统，将黑格尔Ⅰ型铜鼓分为石寨山系和东山系。 由于日本位于铜鼓分布范围之外，所以日本的研究长期保持第三方的立场。 第三节 中国学者的研究概况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铜鼓的记载较为丰富，自东汉以来，有关铜鼓之事，常常出现于地方志、诗文或古代画卷中，这既是对南方少数民族风情的描述，也反映了文人墨客对铜鼓的钟爱。中国人对铜鼓的收藏与文字的记录同样久远，自唐宋起，铜鼓成为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案头玩赏之物。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不论是记载铜鼓还是收藏铜鼓，其目的不过是把铜鼓看成神物或玩物，鲜有人把铜鼓视为一种历史文物来研究。即使是在研究古物之风甚炽的宋代，铜鼓也因无铭文而未能引起金石学家的兴趣。 至清代，由于金石之学扩大了研究范围，铜鼓才被金石学家列为研究对象。他们摹绘铜鼓的形象，墨拓铜鼓的纹饰，将铜鼓和其它的古器物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