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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读：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前言： 基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国家政策层面的鼓励及网络时代的兴起，很多人把创业的方向选在互联网领域，而手机 APP 和计算机软件则成为了许多创业公司开展商业运营的核心。 通常将商业思维转换成可运营的计算机软件则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及相应的技术实力， 时间预 估不准、 开发能力不足或者双方在开发过程中对合同条款的分歧， 都极 容易产生纠纷，从而影响整体创业进程。 一、案情简介 2021 年 7 月 22 日，王某（创业者）与上海 A 网络科技公司（以下简称“ A 公司”）于签订《开发合同》，约定王某委托 A 公司开发 APP 软件，具体功能见附件《功能需要》。双方特别约定， A 公司保证其开发的 APP 软件与“ XX” APP( 另一款同类型的软件 )在相同情况下的自动唤醒用户手机， 并尽最大可能的优化技术方案，该功能作为软件的基础功能，如无法实现该功能，则退还全部开发费用。合同价款人民币 x 万元，工期为项目正式启动后 45 个工作日。 2021 年 4 月 13 日，因双方发生纠纷，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开发合同，退还已经支付的开发费用，并赔偿违约金损失。 A 公司辩称，不同意王某的诉求，其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开发任务的原因在于王某， 是王某一直增加功能和变更需求才导致工期的延迟；另涉案 APP 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开发工作，基础的唤醒功能已经实现，不同意解除合同， 反而是王某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开发费用。 二、 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与 A 公司签订的《开发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王某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签约当日向 A 公司支付了首期款，但 A 公司却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收到款项后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开发工作， 而且现有的证据也无法证明 A 公司开发交付的 APP 软件实现了合同约定的基础功能。王某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合法有据，应支持；合同 解除后， A 公司已经收取的开发费用应退还；至于王某的违约金主张， 因无合同的具体约定及损失证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 A 公司提出了上诉。 二审法院围绕案件争议焦点，经过评议后认为： A 公司虽然抗辩履行期限的延长系由软件调试工作特性以及开发过程中王某增加需求所造成， 但综合双方提交之在案证据， 不足以证明该主张， 且亦无在案证据表明A 公司于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对此类软件调试周期较长或王某不断增加 涉案软件功能将导致该合同不能按期履行表达过任何异议或相应意见； 另，关于涉案开发的 APP 是否实现了合同约定的基础功能问题，一审 庭审演示已经证明 A 公司提交的 APP 无法实现与 “ XX”APP 在相同情况（无网环境）下的自动唤醒功能。综上所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律师意见 笔者作为本案原告王某的代理律师，全程参与了案件的办理， 现就相关法律问题和经验感触评析记录如下： （一）合同约定条款是法院审理的基础 本案属于解约诉讼， 提出解除合同诉求的一方需要对其拥有合同解除权提供 证据支撑和明确具体的诉讼指向。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解除权有两 种类型， 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 通常情况下如果存在合同约定解除 权的情况，相较于法定解除权，原告方的举证责任明显会轻松很多。 所以，在本案中原告王某的诉讼依据就是基于合同特别条款约定的解除 权，具体指向为无法实现唤醒功能， 由于被告上海 A 公司无法举证证明 其开发的软件实现了合同约定的基础功能， 则作为委托方的王某便有权解除合同，而不用再关注其他的功能实现情况。与此同时，关于因违约 行为导致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 因涉案合同中没有明确具体的约定条款， 相关损失的举证责任便应由原告王某承担。但王某确实无法提 供具体的损失证据，所以，法院驳回了其违约金的诉讼主张。试想如果合同中有相关的损失计算条款，这对原告方会更加有利。 （二）诉讼中的举证及律师的重要性 因为涉及复杂的技术及事实问题， 本案一审法院总排期开庭四次。 在前三次 的庭审中， 被告上海 A 公司一直没有委托专门的律师参与庭审， 且三次的答辩陈述相互矛盾，没有证据支撑，很难让法官信服。 A 公司只是在第四次庭审（技术演示）时才提交了部分书面证据，而且已经明显超过 了举证期限。 后来当被告公司感觉到情况不妙，再委托律师联系法官要求再次开庭时，主办法官已经失去了耐心，没有准许。相较被告方，原告王某则慎重细致很多， 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及时提出了异议和意见，并保存好了相关记录（电子邮件和微信），这些证据经过律师整理后，便很容易让法官得出清晰的判断。 （三）庭审的技巧与灵活 当案件因某个法律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 律师要替法官去找出路， 而不是被 动地把所有问题都交给法官去处理。 一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