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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四家”对颜真卿的接受 一、宋四冢 “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是宋朝书法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主张“尚意”书风。苏轼是“尚意”书风的第一人，是“宋四家”的杰出代表。他在“尚意”书风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创导作用。他的书法结构体势扁平，字形丰腴肥美，执笔为“单勾侧卧法”，其代表作是《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与苏轼一样倡导“尚意”书风，较擅长草书，他的草书在“宋四家”中尤为突出，称为“放射式书体”，代表作如《诸上座帖》。米芾的“尚意”更多的是传承唐人的“尚法”，他曾自称“刷字”并讲究用锋的变化，且用笔沉着老练，中侧锋较多，其代表作如《蜀素帖》。蔡襄楷、行、草皆能，较注意字形结构，运笔较严谨，代表作是《自书诗卷》。由此可见，“尚意”书风是宋人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对书法独有的历史贡献。 二、“宋四家”对颜真卿的接受 在整个书法史上，颜真卿是继“二王”书法之后的又一高峰，在书法史上有突出的地位。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甚至五代的书法艺术中尚未得到世人的确立。颜真卿的书法艺术真正确立的关键时期是在北宋以后。而此时“宋四家”，对于颜真卿书法的推崇，真正把颜真卿的书法的地位推到了极致。 在宋初时期，帖學兴起。由于杨凝式的大力推崇，使之推动颜鲁公“新书风”在宋代的盛行。因此，宋人摹习俱多。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认为“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从中国书法史上来看，宋代最为突出的是“宋四家”。那么，不难发现，宋四家的风格确立离不开对颜鲁公“新书风”的接受和继承。尽管他们都学习颜鲁公，但是各自面貌和风格特征不尽相同。 蔡襄，字君谟。蔡襄是“宋四家”之一，真、行、草兼擅。在“宋四家”中，蔡襄的书风与颜真卿的书风比较接近，颜真卿的楷书《自书告身》的题跋出自蔡襄。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中说过：“蔡襄中年时期的书法还存在唐人的影子，或者说是颜真卿和虞世南的糅合。”颜真卿的书法与徐浩的书法相比，颜真卿的较为扩充。徐浩在用笔方面比较轻灵，而颜真卿的用笔则方整浑厚。因此，蔡襄在给颜真卿做题跋时极力追求颜体的神韵，但还是与颜氏的气息相差很大。蔡襄的《杜牧诗句》取法颜真卿，笔法严谨、博大浑厚，具有颜体方整的结体。蔡襄的大字可分为大楷和摩崖巨字。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上曾记载过：“《颜真卿自书告身》笔意在于颜真卿和徐浩之间;蔡襄的《刘蒙伯墓碣》与颜真卿《多宝塔碑》接近，《万安桥记》（图1）是蔡襄尽全力地模仿颜氏的《大唐中兴颂》（图2）”。然而，蔡襄的笔力和气魄都无法与颜氏相比，相比来说清瘦的《刘蒙伯墓碣》较有精神。蔡襄兼善真、行、草，水平不分上下，行书最擅长。他在学习方面的精力很让人佩服，值得后人去学习。蔡襄主张“神气”，因为书法的“神气”与作者的精神相互贯通。 （图1） （图2）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后人称他与苏洵、苏辙为“三苏”，诗、书、画均擅长。他的书法气韵闲雅，所谓“文人书卷气”比较浓厚。苏轼是“宋四家”的杰出代表，在宋朝具有开时代之先的意义。苏轼曾把颜鲁公与“二王”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由此看来，可以说是将颜真卿的书法推向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苏轼力图在唐人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唐人颜真卿，他清晰地认识到颜真卿的一变古法。他的“难复措手”“极书之变”使得后人无路可走，但是苏轼比较明智，他知道颜真卿风靡以后，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没有得到世人的关注。因此苏轼追求“意”“气”，力图摆脱颜真卿的影响。苏轼作为学颜的成功典范，在宋朝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并且在苏轼的推崇下，使得颜真卿的地位得以确立。苏轼的行书曾取法于颜真卿的《争座位稿》，行书得到了质的飞跃，《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的巅峰之作。他追求颜真卿的“书到自然，姿态飞动”，他不愿受法度的约束，任其自然流露，所谓“意造无法”。苏轼认为“寓意”可以使人得到愉悦，激发人的兴趣，因此他成功地把书法提升到了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具有悦目的价值。所以说颜真卿在书法中敢于创新的精神，使苏轼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是黄氏居“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书论的精髓是“韵”，他用“韵”一字来作为评判书法的最高准则，而晋人尚“韵”又是后人所给的评价。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曾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做过一个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黄庭坚之所以重“韵”，是因为“韵”可以提高书者的修养和文化。黄庭坚推崇颜真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看上颜鲁公的不合流俗的风格人品。然而，与苏轼不同的是，黄庭坚学习南朝摩崖石刻大字《瘗鹤铭》（图3），得到了“字形密集”的新理论。黄庭坚最初曾学习柳公权，又曾学颜真卿的楷书《大唐中兴颂》，而苏轼选择的是他没有成熟的作品《东方朔画赞》。黄庭坚的行草书具有“放射式书体”，线条瘦劲挺拔。在黄庭坚的《诸上座帖》中，颜真卿的“篆籀气”在此